.1895年的秋天，对于在台湾的日本人来说，台北府可以说是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
枫叶正红，秋风送爽。宝成门（西门）一带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城门楼子上插着太阳旗，一丈八尺宽的西门街上，来往行人多是西服革履的总督府日籍官员、身着陆、海军服的帝**人、束着发髻的倭国浪人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日本歌妓，让人恍惚以为是到了下关或是大阪。
位于西门街北侧的台湾布政使司衙门早已经更换了招牌，取而代之的是“大日本国台湾总督府”，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分立于朱红色的大门两侧，偶尔也有在台北经商的当地人从门前经过，也是目不斜视，来去匆匆。当然，也有堂而皇之到总督府拜访的中国人，只是到了大门前，也变得低三下四起来，又是打躬，又是作揖，末了还得让鬼子哨兵摘下瓜皮帽，按着脑袋三鞠躬，才算完成了礼节。
鉴于台北在政治、经济、战略上的重要性，侵台日军在这里驻有大量的军队。除了台湾总督府和台湾军务司令部之外，近卫师团司令部、第二师团司令部、民政局、陆军局、海军局等日寇军政首脑机关都驻在台北城里。随着这么多鬼子涌入这个城市，在西门街、北门街、府直街一带，日本料理屋、寿司面馆、东洋武道馆、歌舞伎馆应运而生，使得刚刚经历了战火的台北增添了几分畸形的繁华。
唐景崧弃台内渡后，台北艋甲人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大稻埕的李春生、白龙发、向其祥、吴文秀以及鹿港杂货商人辜显荣等人联名恭请日军进兵台北。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达菲德逊、英国商人汤姆逊、德国商人奥利及台北电信局洋员汉森亦自称代表台北外侨请日军从速入城。驻守台北龟仑岭的清军总兵徐清胜则率所部五营叛国投敌，奴颜婢膝地表示要“听命行之”，被任命为台湾地区第一个伪警察署支厅长，他的这支汉奸队伍经过筛选，也成为台湾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批警察。不过警察署的真正权力并不在徐清胜手里，而是掌握在日本顾问、民政局长官水野遵的心腹小野太郎手中。
别看苏力、江国辉的义军在北部各地骚扰袭击，把小鬼子折腾得够呛，可是基隆和台北府他们还没有光顾过，主要也是顾忌驻守两地的鬼子人多势众，这样一来，基隆和台北就成了侵略者的避风港和天堂。
台北的市面逐渐恢复后，来不及逃走的市民迫于生计，重操战前的旧业。因此，那些推着独轮车叫卖炒米粉、油豆腐、麻糬的小贩又出现在街头；经营凉面、烧麦、蒸肉圆和鸭血粉丝汤的小吃摊、小饭铺也纷纷开张。不过，这些店铺大都在距离台湾总督府较远、相对冷清、偏僻的南门街和小南门街上。
天近晌午，台北府北城外的大稻埕一带仍然热闹异常。这里是台北府最繁华最富庶所在。建昌街、六馆街和千秋街上小洋楼林立栉比，美国、德国、荷兰等六个国家的领事馆，台湾省电报学堂、西学堂、番学堂都在这一带；欧美商人开设的洋行以及闽、粤、台、浙富商开设的茶馆、樟脑馆随处可见。几年前刘铭传引进的客运马车、人力车在大街上穿行往来，车上坐的不是西洋鬼子、东洋鬼子，就是在当地有头有脸的富商士绅。在这熙熙攘攘之中，三辆马车和三个骑马人停靠在大稻埕建昌街的建昌贸易公司门前，一行八人有的勒住马车、有的甩镫下马，拴好牲口，进了这所两层的小楼房。
没有两袋烟的功夫，有六人出来，跨上马匹，赶上马车，沿着淡水河畔，直奔位于西南方向的台北府承恩门（北门）。
马车沿着通往北门的官道急驶而来，车轮滚滚，带起一溜烟尘。领头的那个车把式把那带着红缨的鞭子甩得“啪啪”脆响，一看就是个有经验的老把式。三辆马车后面还跟着三个骑马的汉子，为首的那个身着深蓝色带暗花府绸长袍，外罩黑缎子小坎肩，鼻梁子上面架着一副水晶墨镜，高鼻准下一摸溜黑的小胡须，虽然三十来岁的模样，却是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跟在后面的两个人则是一式的黑衣黑裤短打扮，头戴巴拿马式草帽，显得干练利落，一看就知道是老板的跟班保镖。
高耸的北城门楼上，太阳旗在秋阳下无精打采地低垂着。包着铁合叶、钉着一排排钹头大钉的承恩门大开着。四个身穿黄皮的伪警察和两个小鬼子正站在外郭瓮门前检查过往行人。
马车离城门越来越近，过了接官亭，外郭瓮门上“岩疆锁钥”四个大字已经清晰可见。不等伪警察出面制止，随着车把式“咦欤”一声吆喝，三辆马车嘎然而止，停在了距离城门四、五丈开外的地方。两个黑衣打扮人中那个岁数稍大者越过马车后，腾身下马，摘下小帽冲着两个鬼子恭恭敬敬的来了个三鞠躬，然后冲着为首的伪警察一点头：“是陈警长啊，您辛苦？”说着递过一张总督府签署的基隆至台北的经商通行证。
那个精瘦的麻脸汉奸一愣：是谁呀？怎么会认识我？
其实，黑衣人不知道这个麻子姓陈，只是听一个匪兵这么称呼他，这才来一个借菜下碟，套了一回“近乎”。看了麻子一脸的疑惑，他自然明白麻脸汉奸心中在想什么，“嘿嘿”一笑：“怎么？陈警长不认识我了？”麻脸陈警长下意识地摇摇头。可是，他的脑子里正在拼命地搜索着，到底是在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