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野上下变法改制呼声的日益高涨，帝、后两党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一连串激烈的较量，经过反复争论以及互相妥协，两股政治势力终于暂时达成了一致，取得了平衡。而凭借着辽东大捷的赫赫威名，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对象的冯华和义勇军则成为了这场权力之争的最大受益者。
5月末、6月初，身体刚刚复原的光绪皇帝，接连向内外臣工发布了几份儿影响深远、使臣僚为之震悚的硃谕、明诏，一场关乎中国兴衰存亡的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5月30日，光绪发布“罪己”硃谕。称条约批准之际“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实有万分为难之情事”，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以期“君臣上下，艰苦一心，痛除积弊，革新自强”。
在“一言兴邦”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往往是至关重要的。而像光绪这样下诏罪己，亟求变法自强的硃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因此，光绪的这份感人至深的硃谕一经发布，立刻就在京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那些同情皇上，颇具爱国之心的廷臣士子更是深受感动，每每在阅读硃谕时或潜然落泪，或痛哭失声。
5月31日，光绪颁布明诏，称“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自当急起变法以应之。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只有采天下之舆论，效万国之良法，才可应此危局。然中西所遇不同，故需因时制宜，以尽适今……。”
为此，光绪在诏书中宣布从即日起，以冯华、张之洞的变法方策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对教育、经济和军事进行全面变革，具体实施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辽东金州厅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在其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变法试点，而各省则由其督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酌情进行；第二阶段根据“旅大经济特别区”实施变革的经验，对改革变法方案进行调整，并在各省予以推广；第三阶段，在以上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对其他方面进行变革
6月1日，光绪再次颁布明诏，宣布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任命。鉴于“旅大经济特别区”地理位置以及变革成败的极度重要性，任命原临榆镇总兵冯华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办事大臣，加尚书衔；任命李九杲、邢亮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帮办大臣，加侍郎衔；任命周天宇、黄德贵为左右参赞，加按察使衔；
委派冯华和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分别以义勇军、定武军为基础，在旅顺和天津小站各编练新军8000人，尝试对原有的军制进行改革；
鉴于辽东战事已停，着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即日进京复命，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则仍回湖广总督任上……
天阴沉沉的，树梢一动也不动，凝滞了的空气更是湿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几只小燕子扇动着沉重的翅膀，在低空来回地盘旋。远处，浓密的雨云越发厚重起来，天际的边缘传来隆隆滚动的雷声，一场暴雨随时都会来临。
一阵凉风刮过，冯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次京师之行能有如此大的成果，实在有些出人意料，而他提出地“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最终又落回到自己头上，更是让他喜出望外。虽然临榆位于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地带，对东北、直隶甚至是京畿都具有强大的军事威慑作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它毕竟离京师过近，受朝廷制肘太多，不利于开展经济建设以及义勇军的进一步发展；而驻防旅顺、大连尽管对京师的影响力大为减弱，且不可避免地要与沙俄、日本的利益发生激烈地矛盾冲突，可它地处沿海地区，又获得了清政府的特别政策，将来的发展空间极为广阔。另外，此行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同时获得了帝、后两党的基本认同，每一方都把冯华和义勇军视为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一点对义勇军将来的发展壮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冯华也明白，这种发展如同走钢丝，但他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好平衡。
想起刚才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三个军机大臣，以及各部院近百名大小官员为自己送行的极尽殊荣的壮观场面，冯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真不知是因为送出的那些价值不菲的“别敬”（向京官辞行送的礼金）在起作用，还是自己宦途正在走红的缘故？
冯华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来一去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原打算是悄然而来，保持低调，尽快回到辽东。可结果却偏偏事与愿违，在京城耽搁了近一个半月，还闹得如此轰动。
压抑了一下踌躇满志的心情，冯华转过头对着等待送行的官员离去之后，才追上来的谭嗣同、康有为和梁启超说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雨眼看着就要下起来了，康先生、复生兄、卓如兄，你们也尽早回去吧！”
微微点了点头，谭嗣同颇为伤感地说道：“子夏，来京的这二十几日实在是让我感慨颇多，尤其是与子夏你相识、结交更是让我深感不虚此行。今日一别，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再次相见！”
谭嗣同的真情流露，令冯华心中极是感动，他们两人虽然只有短短的数次相会，但是同样真诚、豪爽的性格，以及为国为民请命的远大抱负，让他们一见如故、情同至交。紧紧拉住谭嗣同的手，一向感情不外露的冯华也不禁唏嘘不已，久久都没有说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