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19日，对马海峡，浪急风高。
悬挂着“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的德国商船“礼裕”号和“公义”号正在驶向日本关门海峡，船上那几只高大烟囱里不断冲出的滚滚浓烟迅速逝向远方。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李鸿章，以及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参赞伍廷芳、马建忠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都在领先的“礼裕”号上。
此刻，在“礼裕”号船首的天遮下面，李鸿章在李经方的陪同下正迎着海风卓然而立，他颌下那已经花白了的胡须随风不停地飘动着。仅仅七、八个月的时间，李鸿章就消瘦和苍老了许多，只有那两道山丘形的眉毛和双目中依然锐利的目光，还在显示这位掌控北洋二十多年，清朝末期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的威严。
72岁的李鸿章威风一世，却不料暮年蹉跎。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淮军又在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自己多年的心血不但付之一炬，而且还背上了甲午兵败罪魁祸首的骂名。现如今，为求挽回危局，他又不得不勉强奉旨出使日本。
李鸿章其实早就知道议和是个受累挨骂不讨好的差事：战争形势的发展，明摆着这次议和肯定要割地赔款，而只要割地赔款就会被许多国人斥责为误国、卖国。唉！想不到一世英名，到老却背上了遗臭万年的骂名。想到这里，他摇摇头不禁暗自长叹：国势积弱又岂止是鸿章一人之过？要不是自己在中日战争中确实指挥失当，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心中有愧于国，自己又何苦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尚如此奔波劳碌……
海浪涌动，船体颠簸，甲板上的人们也在跟着起伏摇晃。看到涌起的波涛，不时将带有海腥味儿的水花飞溅在李鸿章的官服上，李经方不由得有些担心。他上前一步，扶住似乎有些站立不稳的父亲，轻声说道：“父亲，海上风高浪急，您最近的身体又不太好，还是回舱里休息吧！”
虽然心下酸楚、凄苦，但李鸿章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表露出来。他摆了摆手，然后转过身子接过随从手上的千里镜，朝东北方向望去：近看对马海峡波光粼粼，渔帆穿梭；远望只见茫茫大海水天一色，一碧万顷；极远处隐隐约约青烟数点，那便是马关了。
李鸿章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谈判，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辽河平原战役的胜利，为他这次和谈增添了一枚极重的砝码，亦让他有了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个冯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见见他……
就在李鸿章为即将到来的谈判想起冯华和辽东大捷之时，冯华亦对李鸿章和马上将要进行的中日和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虽然他知道此次和谈中国肯定改变不了割地赔款的命运，但是自己仍然要竭尽所能，尽可能的让中国少受一些损失，为中国多保留一点儿重振国势的原气。
冯华对李鸿章的印象大大不同于现在的很多人，他知道单纯将李鸿章评价为卖国贼、刽子手是不太客观的。“弱国无外交”是很多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可不少人却都自觉不自觉的忽略了李鸿章所处时代中国的现状，中国正处在一个最萎靡不振封建王朝的末期。李鸿章由于对各列强本质、对中国自身实力认识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他“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总体方针的提出，也导致了他一生不断对外妥协退让的事实。
不过，有一点儿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李鸿章所签的许多“卖国条约”都是在外国列强兵临城下时签订的“城下之盟”，而且是得到满清朝廷认可的，因此将割地赔款的罪责完全加于他一人身上是并不恰当的。虽然李鸿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一味主张外须和戎，甚至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换取满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屈辱的历史记录，但不可否认他不但是一位有识见的外交家，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他的很多见识、观点都远远超出了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
中日甲午战争的进程、发展和变化冯华可谓了然于胸，他明白由于朝廷上层抵抗意志的不坚定，中日双方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到底能取得何种结果，主要取决于这次中日和谈。当然谈判桌外的许多因素，如局部战争的结果、心理战和外交战的如何开展都会最终影响和谈的进程。而几天之后，就会有一件足以影响本次和谈的突发事件将在马关上演，自己必须要好好的加以利用。
3月20日，李鸿章到达马关。翌日下午，在马关春帆楼中日双方开始了第一次正式和谈。
这家以景色秀丽、温泉宜人而驰名四方的河豚料理店，此刻戒备森严。除了谈判人员，无论何人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所有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全被拒之门外。
当李鸿章等人提前五分钟进入会议室时，日方代表早已经在里边等候。中日双方谈判开始后，面对中方率先提出的停战要求，伊藤博文的态度异常傲慢。他根据事先已拟好的条款，提出了“中方若想求得日本停战，必须交出大沽、天津和山海关；上列地区清军全部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由日本管辖；占领区日军军费由清国负担”等极为苛刻的条件。李鸿章立即明白了倭人的用意，这哪里像是谈判？分明是利用军事高压，逼迫他到这里来签字的。
虽然李鸿章是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