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非对武侠小说确实别有钟情，以此作为转型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失败不起。
之所以选中《英雄》，而不是更加火热的金勇、梁玉生等人的作品，他有一番自己的计较。
他是导演，也是商人。导演可以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喜好，商人则不能。
作为导演，不能只考虑电影的艺术含量，也要考虑电影的市场价值。
说的直白点，就是张非认为《英雄》比其他的武侠小说更有市场价值。
那有人表示疑惑了，不是《射雕英雄传》等作品的销售情况更好吗，按这个看，明明比《英雄》的市场价值更高。
张非站的高度更高，他有极大的野望。
在国内，他可以拿到的荣誉都拿到了，要更进一步，就要把目光瞄准国际，瞄准海外市场，尤其是电影的商业中心好莱坞，那里的小金人让他非常眼馋。
以前，他认为凭借针砭时弊，深挖社会热点，这样的电影能够获得海外的欢迎，也确实，张非的电影获得了很多国际电影大奖，证明了他的电影的艺术性不输给任何人，但是，在好莱坞，却始终不得门而入。
努力了十几年，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那套现实电影，敲不开好莱坞的大门，所以，他决定转型，转战商业片。
从他个人的角度而言，转型是突破瓶颈的需要。从外部形势来看，商业电影将成为行业的趋势，艺术电影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小。
现在不把握机会主动寻找出路，将来被逼着走，就陷入了被动。
《英雄》被他看中，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英雄》所表达的“天下”大义，与当今国际上风行的“大国”、“和平”等思想，异曲同工，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得以风靡全球的核心思想。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张非希望对外输出华夏传统文化，挑来挑去选中武侠。
华夏人向往武侠精神，这种心理各个民族都是一样，就如同西方人对骑士的钦慕，rb人对武士的崇敬，英雄电影是一个不朽的题材。
张非野心勃勃，想要通过电影，把华夏侠士形象展现给世界人民，让武侠文化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消费品，让华夏侠士和美国的个人主义英雄一样，走出国门。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电影传达的武侠文化综合多国元素，融入世界文化之中。
从这方面考虑，梁玉生、金勇、骨龙、文瑞安等人的小说，都不行，他们在书中体现的思想太过民族化，外国人理解不了，接受不了。
而《英雄》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武侠中的非主流，与当下流行的传统武侠风格迥然不同，它是面向世界和平、响应大国思想的一部武侠小说。它将华夏传统意义上“济困救危、锄强扶弱”的侠士，改变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唐霜的《英雄》，将武侠文化纳入了历史的正轨，赋予了武侠文化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正统性。
而正统性，是武侠小说最大的短板，也是一直受到主流文化非议的最大点。
张非心知已经得到了唐霜的认可，说道：“《英雄》要拍成电影，需要对小说进行改编。”
唐霜当仁不让：“交给我来！”
张非似笑非笑地看向唐霜，刚才唐霜考了一番他，现在轮到他来考唐霜了。
如果唐霜不能说服他，对不起，编剧你可以参与，但不是主笔，没有决定权。
前面听了张非一席话，唐霜已经意识到他们两人在关于《英雄》的解读上趋于一致，所以要说服张非并非什么难事。
唐霜将他创作《英雄》的初衷作了一番解释，张非听的连连点头。
电影中，编剧必须和导演心意相通，编剧通过文字表达心中的思想，导演再将这些文字转化为有声画面。
小说改编比较特殊，它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导演在选定时，首先认为这部小说和他的思想不谋而合，省时省力，即插即用。
其中最麻烦的环节，大概就是和小说作者达成思想上的一致，通常情况下，是作者服从导演，如果难以达成一致，要么放弃电影，要么将作者踢出去，给你一笔钱，你什么也别管了。
张非来之前最担心的，就是唐霜能否和他在认识上达成某种契合，而关于他能否拿下改编权，他根本没想过，因为相信自己有这样的魅力，没有小说作者会拒绝他，所以，当唐霜表示要考考他时，他心里很惊讶。
唐霜：“我和张导的看法是一样的，《英雄》的定位应该是一部国际大片，要用最直白的方式，传递华夏武侠文化。”
“而这部小说，在思想上虽然是民族传统的，但是它的核心思想，与国际接轨，在认同上不会存在障碍，唯一的挑战，大概就是如何运用电影的语言表达。这方面，张导是高手，我就不多说了。”
张非笑道：“思想碰撞才能有火花，我也想听听原创作者的建议，不妨放开来讲讲，就当是聊天。”
唐霜想了想，说：“我始终认为武侠文化既有华夏的民族独特性，又有极大的延伸性和广泛的拓展性，只要做得好，完全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张非点头，这和他的想法一样。
唐霜继续说道：“小说是文字叙事，而电影是声光电的综合表达，很多文字上难以表达的元素，电影可以轻而易举做到，所以我建议既然是站在华夏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