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达格玛的怀孕给亚利带来了一个女大公；在随后的76年又给亚利带来了一个将会继承亚利衣钵的嗣子。对这两个孩子的出生，亚利说不上兴奋——过高的婴幼儿死亡率和亚利有些极端的亲子观没法让亚利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亚利还是很爱这两个孩子的，每天晚上都会给两个孩子弹首钢琴曲哄他们睡觉，然后由达格玛为他们讲童话故事。
这两个孩子的教父教母有很多，包括了欧洲主要国家的很多王储夫妇比如丹麦王储威廉夫妇，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夫妇以及希腊国王和王妃乔治和奥尔加。
与显赫的兄妹相比，1876年出生与一桩不光彩的婚姻的马什可夫斯基双胞胎兄妹就凄惨很多，他们最显赫的养父是希腊王妃的父亲康斯坦丁大公；到了晚上他们听不到阿尼奇科夫宫传来的钢琴声，也很少能听到因社交忙碌的母亲所讲述的睡前故事，尽管是双胞胎兄弟，他们的教育是分开的，在圣彼得堡北边的扎格林多夫斯基的府上由各自严厉的家庭教师和保姆看管并照顾：他们对自己的父亲没什么概念，每天都被布置了过量的学业和操课——当然，这是他们三岁以后的事儿了。
在巴尔干发生的一切让亚利不得不扔开了达格玛与杜森卡和她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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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在赛土战争和门土战争开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直接援助，有了帝俄生产的线膛炮和霰弹之后，奥斯曼对名义上臣服于君士坦丁堡的两个公国连驻军权也失去了：塞尔维亚国民军，黑塞戈维亚民团和帝俄志愿者组成的五千六百人的准军事组织在潘切沃给了奥斯曼人对塞尔维亚和波黑的干预行动以致命打击，2300人的奥斯曼军队被歼灭：现在轮到塞尔维亚人的反攻了，他们前进到了北马其顿，在那里，塞军与黑山公国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包围了在波斯尼亚的土军并与奥斯曼土耳其进入了新一轮相持阶段。
潘切沃的大捷鼓舞了在巴尔干寻求解放的人们，到了1876年四月，阿尔巴尼亚人与保加利亚人以及南马其顿的希腊人发现有机可乘，纷纷改换了门庭，决定加入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亚对奥斯曼帝国的反抗军；而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库尔德斯坦与亚美尼亚也蠢蠢欲动，他们给了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式的建议：接受两地自治，要不然就反叛。不过接下来的奥斯曼对反叛地区的镇压至少让奥斯曼帝国东面暂时平静了下来。
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尔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起义军的态度就是三个字，“杀！杀！杀！”。这个态度不仅对一直反抗正教信仰者，对参加起义的亲奥斯曼帝国的绿教信仰者的残害更是令人发指，无差别无休止的镇压让欧陆列强们开始相信：奥斯曼帝国的目的并不是恢复国内和平这样简单，他们为了消灭所有与塞尔柱不同的异见分子。
整个1876年的夏天，奥斯曼帝国对重新燃起血腥程度让各式各样的帝俄镇压和流放都望尘莫及，不列颠鉴于保加利亚形势恶化的1876年11月发了一封正式的外交照会，要求12月份在君士坦丁堡讨论近东问题。
如果能够消泯战争，完全减少俄军的不必要的伤亡人数，亚利自然乐意和平解决，帝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伊格纳提耶夫被授权出席了会议，会议内容基本按照人文的柿油节奏，通过了谴责奥斯曼帝国的提案，并建议奥斯曼帝国作出以下改革：把波黑和保加利亚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自治区，并划定了这些自治区的范围；又欧洲列强组成的国际会议来监督这些自治区的改制等等。
奥斯曼帝国惧怕帝俄干预，通过了这份建议稿；不过当各个君士坦丁会议各方提出具体的解决方式的时候，改革方案又被奥斯曼苏丹拒绝，这位苏丹随即出尔反尔地宣布不会接受先前已经接受了的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红果果地打了自己和想尽量不给帝俄可乘之机的不列颠的脸：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感到时机已到，宣布帝俄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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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亚利从法德战争抽身回到帝俄的时候，帝俄的主要城市还不能称之为工业城市，但经过了7－8年的畸形发展，帝俄的重工业产业的雏形已经完成——最起码，哈尔科夫、图拉、伏尔加和萨马拉可以被称为工业城市而不是农业城镇——足够满足亚利所计划的“三班倒的战时生产为140万人不间断提供弹药和装备”的设想。
亚利所倡导的现代化产业让帝俄的陆军接收到了不仅仅是“弹药量”的改观，还有更加现代化的装备：仿制的克虏伯线膛炮，改进型“斯尔卡”步枪，还有并不被俄军主流接受的机关枪和榴弹炮。这些卓有成效的进步使俄军的火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帝俄的武器装备不能说领先但已经不逊色与欧洲的其他主流国家了。
不过现在的状况跟亚利所期待的景象有些远，一方面帝俄还需要时间发展现代产业，另一方面的巴尔干问题已经不能继续拖下去了。
帝俄军方本来计划只投入三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让士气低落，装备落后的奥斯曼帝国屈服，不过亚利搜集到的情报显示，土军为了应对帝俄动员至少在巴尔干半岛动员了28万人的军队而且装备了英美产的步枪和克虏伯炮，据守着多瑙河三角区以及多瑙河上游的堡垒，如果进行再动员，还可以动员出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