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托尼，早上好。”陆用之还是如往常一样跟晨练的托尼打起了招呼。
“卢瑟，早上好！”托尼的美国口音里还带着意大利味。
“正好跟你打听件事，你们旗昌公司的轮船现在每周开往香港的有几班？船票好买吗？”
陆用之一边掉头和托尼并排跑着问道。
“你可算问对人了，我就在旗昌做票务。现在船票挺紧张的，要提前购票。怎么，要去香港？”
“是啊，时间现在定不下来，要等对方的电报。你们一周才两班，班次太少了。”
“没办法，泊位太少了。不过，很快就会改变，准备把货运这块业务迁移出去，以后十六铺码头就只是客运和内河运输这块业务，这样去香港的客运肯定要增加。”托尼一边拿着毛巾擦汗，一边说道。
杜月生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旗昌公司果然要开辟货运码头，那就要到杨树浦实地考察了，看看那块地最有可能适合做码头。这需要赌自己的眼光！
于是带着阿昌在杨树浦跑了几天，又租了条船从那里到海上实地测量了下，看准了一块地。旗昌公司如果要建码头，这里离租界最近，而且工程量也是最小的。
那块地大约二十亩左右，建码头修仓库都绰绰有余。地的主人是嘉定的一个破落户的，他抽大烟将家已经抽败了，手头就是这块地还值点钱。
“阿昌，找几个弟兄跟着他，看看他平时经常去哪家烟馆，欠烟馆多少钱？然后将欠条买下，叫弟兄们天天去催账。”
在几个青帮兄弟每天上门威逼催债之后，陆用之又请出阿昌的师父，自己的师兄潘掌柜出面，以他土地抵烟债，以五百元一亩的价格，将那破落户的二十亩土地全部拿下。
这价格在杨树浦一带也算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了。
就在这时，陆用之接到了上海道台的传票。说他作为大清国的人却擅自剪去辫子，要求到堂接受庭审。
这张传票把陆用之气乐了。
晚清的时候，其实对辫子已经看得不那么重了。袁世凯小站练兵，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兵士们为了操练的需要，得到慈禧太后的特许，辫子都已经全部剪了。
前些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在海外发起了剪辫子运动，基本上，归国的人中，除了满清官员还保留着辫子，大部分学生也将辫子剪去。
晚清末期，倒不是清廷对辫子看的重，而是大多数百姓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自己不愿去剪辫子。
但是，就如陆用之竞拍时做的那样，大清律上有这么一条还未废止，上海道台接到有人举告，必须要传唤人到场。
现在的上海道台又是一个狠人，赫赫有名的岑春煊。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慈溪太后号召各省督抚进京勤王，响应者寥寥无几。
那时候岑春煊是陕西布政使，他嚷嚷着要去护驾，陕西巡抚无奈，给了他两千兵。他追上了逃亡西去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直侍奉左右，深得太后宠爱。他又结交了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依照父亲的关系称之为叔。
李莲英便整天在太后面前撺掇，说着岑春煊的好，太后还京，首先提拔重用了他。
他既然下了传票，不去又怕岑春煊发狠；去了，又怕再次身陷囹圄。
正在为难之际，正好公司的律师到家来有事，听说此事，便大包大揽将事情接下来，说一切让他去处理。
当时，陆用之正在盘算如何反击哈同的挑衅。这事明摆着是哈同指使人做的，就是为了让他添堵，出自己屡屡被戏弄的一口恶气，他见律师这样说，便随口应承下来，全权委托律师去办这事。
这律师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给陆用之办理了租界的居住证，然后到工部局出具了居住证明，给上海道台发了一个律师声明：此人在租界定居，上海道台对此无司法管辖权。
这下把正深得太后宠爱的岑春煊：只要陆用之一出租界，便立即缉拿归案。
本来，陆用之还能理解哈同的做法是为了出口气，毕竟自己把他们夫妻俩戏弄的够呛。这样一来，反而激起了陆用之的斗志。
你要斗，我便斗，难道我还能输你不成？
陆用之制定了一个计划，这次自己不方便出面了，他现在已经算是上海滩的名人。便让阿昌的师父潘东礼找到白相人吴瘦猴，让他把旗昌公司要在杨树浦征地建码头的消息卖给哈同。
哈同得到这消息，便让手下负责银行业务的季浩宁到旗昌银行的主开户行花旗银行去打听，季浩宁花钱买通了花旗银行的一个襄理，证实了旗昌最近确实在花旗银行办理贷款业务。那襄理没说具体数额，只是说很大的一笔钱。
哈同还是放心不下，又带着季浩宁亲自去杨树浦实地考察。哈同去的时候，正遇上几个老外正在测量水文数据，记录潮汐情况。
而哈同与他们套近乎的时候，那几个外国人却含糊其辞，吞吞吐吐。很有耐心的哈同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趁着一个人落单的时候找到他，塞给他一张百元银票，打听他们此举的目的。
那人看了看银票，悄悄的吐露说：“他们是负责测绘的，有家洋行委托他们收集水文资料，计算土石方量，准备在这儿盖码头。喏，就是刚才测量的位置，大概十亩地左右。”
说完，便匆匆的离开了。
哈同做梦都未想到，这几个外国人是小麻栗的父亲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