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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铳在明朝后期逐渐成为了明军火器部队的主流装备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明军的作战阵势的改变。
在明军九边当中，三眼铳比例最高的无疑是辽东镇，而辽东镇的火炮战术体系逐渐成型之后，辽东军的火器部队有不少成为了这些火炮部队的主要护卫力量之一。
因为在辽东镇的火炮战术体系，在野外作战当中同样很倚重车阵。
在某个意义上，车阵在野外作战当中，往往会成为明军火炮部队的主要作战掩体。而远程部队也需要依靠车阵来进行作战，在车阵内向外射击。
而三眼铳相对于鸟铳之类火器，射程确实是处于劣势，而且在装填速度方面，更加是缓慢无比。但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三发连射或者是直接齐射的三眼铳，无疑在火力倾泻方面形成更强的密度。
同时，三眼铳有着一个鸟铳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假如说鸟铳在近战方面只不过是一个烧火棍的话，那么三眼铳好歹还能够用来当钝器来砸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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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时，辽东各镇几乎都以三眼铳作为制式装备，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普遍装备着三眼铳。根据辽东镇于1630年的编制，正兵火器营的基本战术单位”队”，即是全装备三眼铳部队。
《开原图说》列出了三眼铳部队的作战方式：
正兵枪手四百名分为四方，每方一百名，百总统之，共百总四人。每总分为四队，队二十五人，队长统之，共队长十六人。每方大炮十位，四方四十位，一炮二人，共炮手八十名。每方三眼枪八十杆，四方三眼枪三百二十杆，共枪手三百二十名。每枪十杆间大炮一位，共大炮八位，余二位设于营门。车营既苦无军，若前无障拒又不得施火器之用，每方且安拒马枪八十架，四方共三百二十架，行则带于枪手，马上驻则以铁锁环之，此方营也。
其中子营以协营门，下人役二百名，内丁一百名，中军内丁五十名，共三百五十名，分十四队，羽翼主将即兵法所谓握机也。
其射打号令掌，一声号各枪手上马，二声号各挨队伍站立，三声号各照队伍前行。遇敌掌喇叭即止，点鼓下营，枪炮手各按队伍摆列，先列拒马枪，次大炮及三眼枪，摆列齐备。摔响钹一声鼓止，如遇贼冲，一阵击金一声，枪手点放三眼枪一孔，击金第二声点放第二孔，击金第三声点放第三孔。如遇贼三连冲不止则连声击金枪炮更番装打不绝。则退起营，掌号一声收拒马枪及枪炮入队，二声号上马，三声号条队前行。若追袭之际，卒遇逹贼不及下营，枪炮各按队伍条为长营轮番更打且战且行，有进无退焉。（‘逹’是“达”的讹字。）若与贼持久，欲使炮声不绝，则以四炮为朋，每方二朋，四方八朋，共炮三十二位。每朋马兵十六名，骡四头，八朋共马军一百二十八名，骡三十二头。
一朋十六人之中选能干有眼力者一人看苗头，选有胆气者一人点放，选手疾者一人安火线，选便利者一人装火药，一人装大小铅子，再选有力者专管捅炮二人，一炮共八人，余三人捉马骡看苗头及点放，二人在营前不动，装完候放之炮，在见放炮后之左安火线装火药铅子，三人在装完候放炮之后，放过候装之炮，在装炮三人之后各专一事不许错乱，各按方位不许那动，轮流装替更番打放庶循环不绝。每朋布药袋一筒，木马二十筒，皮条串带装火药之人司之，大小铅子袋一筒，木手捶一柄，铁通杖一根，皮条串带装铅子之人司之，火线袋一筒，铁锥二把，小刀一把，皮条串带安火线之人司之，火绳点放之人司之，支炮木马厚薄不等三四十筒，皮条串带看苗头之人司之，平居‘稽’查庶临事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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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列装三眼铳的部队数量不少，但是比较著名而且成建制的是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作为明末历史上的一支颇有传奇色彩的骑兵部队，其争议考究于后世而言，算得上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后人认为，清顺治九年成书的《绥寇纪略》中首次明文使用“关宁铁骑”这四个字。
但是依据当时的舆论倾向，“关宁铁骑”不大可能是指袁崇焕训练的骑兵，而有可能是戚继光抗倭之兵中的一个分支。
袁崇焕当时有“投敌叛国”之嫌，直到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时，乾隆下诏为袁崇焕翻案，而这时已经是150年后了。而《绥寇纪略》成书於顺治九年，此外《太宗实录》六十八卷，吴伟业本人没有参与《太宗实录》的编纂，不可能有机会提前知道内幕，所以他本人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袁家军歌功颂德。
根据《绥寇纪略》明确指出所谓“关宁铁骑”指的就是祖大寿的家将入关所带的军队。祖宽（胡人，见明史）是祖大寿的家仆，祖大乐是祖大寿的堂弟。此两人携家将部队入关清缴农民军。
根据《明季北略》明确记载祖大寿组织家丁，形成一支善战的部队。《明季北略》明确给出了关宁铁骑的定义：“铁骑者，山北近河北、山西、辽阳人，俱控弦习战之士。”可见家丁中的来路是比较复杂的，多是弓骑的战士。
同时《明季北略》里说吴三桂也有一支“关宁铁骑”。考虑祖大寿与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