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三个方面，张嘉师下定决心进行大范围的更改之外，另外还有一点，是张嘉师在大秦帝国方面实行的重大改革。
而这个改革就是。
以张嘉师这个“后世”穿越者的观点当中，有着很多好处。当然，这方面的缺点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在的方面，张嘉师有着来自后世一些思维的影响：
对事务官，一般参照私企平均水准：
国外的官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靠选举上台，负责政务的政务官也叫政客；另一类是受政府选拔雇佣上岗的办事员，称为事务官。
对于事务官的定薪。世界上通行的规则就是参照私企，而且往往会略低于私企。以美国为例，定薪原则是事务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而传说中“”的新加坡，事务官的工资其实也不高于同等水平的私企员工。
对政务官，有综合定薪和参照私企两种，后者被误认为“”。
既然新加坡事务型官员的工资并不高，为什么会有“”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新加坡总统能拿200万美元的年薪，相比美国总统的40万美元年薪，要高很多。相比于中国这种官员“表面工资”极低的国家，更显得是“高薪”。
但很显然，所谓的“高薪”，不过是新加坡这类国家把“参照私企”的定薪规则贯彻到政务官层面而已。因为新加坡大公司的ceo也能拿到200万美元这个收入，所以总统顺理成章也拿这个数。与新加坡不同的是美国。在美国，“从政”本身就被看做是一种价值，因此当上政务官已经收获了一份价值，就不需要靠金钱再来刺激，所以美国很多政务官都不拿薪金。而且从政的经历也是可以转换为金钱的，比如总统卸任后靠写书和演讲能收入颇丰。
不能只依赖“”：
数据能够说明问题：2003年菲律宾政府雇员的账面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4倍。巴基斯坦是5倍，印度是7倍，然而这三个国家的清廉程度得分在35个排名国家中位居倒数；相反，挪威、日本、奥地利等部分发达国家，政府雇员的平均工资还及不上社会平均工资，但清廉程度得分却高居前列。
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如此，雍正发明了“养廉银”。大幅度增加了官员的收入，但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贪腐行为并没有什么大幅改善，雍正一死，养廉银未废除，贪污之风却更胜从前。
不能只依赖“”，那到底该如何设计官员薪酬制度，让官员既不贪腐，又能尽心工作呢
这种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张嘉师在这方面的改革。
而在这之前的历史当中，官员的收入事实上并不算太低。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官员薪酬以及相应津贴已经有了一定的规章。
就好比是二千石官员，其俸禄就是换算成约二千石的米粮等价的相应物资。
而且在这个级别的官员而言，也有着军功爵的另外一份俸禄。所以整体来说，秦汉时期的官员收入还真的算高收入阶层。
所以在这个方面，张嘉师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对这些官员的薪俸有着什么变动。
第一个方面，是指这些官员的薪俸等级张嘉师也没有打算进行明面上的变更。但是张嘉师在以辽东的情况推广现在大秦帝国的控制区。实施“官绅一体纳税”的演变版本。
这种官绅一体纳粮的起源，源自于雍正时期的财政危机所带来的相应改革。
其核心就是“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或称“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此政策是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这种情况就是“即废除他们免税特权”。
这个情况起源于康熙执政四十余年之后国家财政出现危机，税收收入有限。而因固有的封建社会中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赋税的制度，官员地主一类真正富有的人却不需上交多少赋税。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国库空虚，因此出台此政策优化税收结构，使社会富有阶级承担更多的税收责任。
张嘉师认为官绅一体纳税有着很大的必然性，因为这种方式无疑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种有力措施。张嘉师在经过几年的治理政务的经验当中，理解到一点，那就是有些事情确实是会演变成双刃剑。但是更多的在这些事情上，其利弊取舍明显更为重要。
就以这种官绅一体纳税的情况而言，其助力固然是很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眼下这种破而后立的环境当中，这种方针就是最佳的实施时机。
因为没有什么人敢于尝试再次平定天下的铁血之师的刀锋是否锋利。
而且在这种情况而言，很多土地失去了原有的主人，更加是变相为这种方针的实施清除了最大的障碍。
张嘉师心中很清楚，在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没有成型的时候，一些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恰逢其时。
这也就是张嘉师相对比较强硬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
毕竟张嘉师也不希望嬴珣或者是他的后代想要在这方面进行改革，面对的将会是他们难以撼动的利益团体。
有些问题，在容易解决的时候，解决了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防守，而不是等这个问题发展成病入膏肓之后才来解决它。这么做，很有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而这种被称为雍正时期的三大改革，其他两条是“摊丁入亩”与“火耗归公”。
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草创于明代，是清朝政府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