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于有教无类的想法很是支持之外，张嘉师认为“君子六艺”这种教育方式，同样也算得上是一种在这个时候能够富国强民的方针之一。
君子六艺，在中国有两种说法：
一指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另一说，“六艺”即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也。
但是么，对于张嘉师而言，现在这个时候的儒家，奉行的君子六艺主要就是“礼，乐，御，射，书，数。”
张嘉师不是没有在这个方面有过疑问，但是白起尽管在这方面也不是很明白，但是么，白起说出了一句一锤定音的见地，让张嘉师不得不信服，那就是：
“《春秋》正式成书的时候，孔丘死了没？”
好吧，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关键之一。
（孔子生卒年为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春秋》成书时间约莫为公元403年或者是早一些的年份。而关于孔子有编纂《春秋》此书，有一种说法是来自于李学勤先生的：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晚年好《易》，他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
相比起“六经”的说法，张嘉师认为君子六艺确实是相当符合后世教育的“德智体美劳”五种教育宗旨。
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
君子六艺本身着重的是两种方面的教育基础：
第一种是重视礼乐教育。
《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乐教育一直列于课程之首位。尤其是西周，西周统治者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在重武备的同时，提出了“敬德”、“敬礼”的政治主张，以求文治。在课程设置上更是重视礼乐教育。
孔子继承了这一种思想，坚持礼乐教育为核心，这也逐渐演变了儒家的一种核心思想，那就是“天，地，君，亲，师”。
“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就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
从这一点来看，《国语》的作者左丘明，确实是有相应被儒家学说影响的思维观点，这一点从《春秋左氏传》当中也不乏证明。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儒家学说逐渐被君主扶持，然后作为统治的一种文化手段，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情。
但是么，张嘉师并不希望儒家太过于壮大，毕竟儒家学说在这个时期，总体而言还算是不错的，尤其是后世认为孔子的思想，弱民，愚民，完全算是一种污蔑。
以君子六艺的第二个特点：文武兼备、知能兼求，能够有效反击这种观点。
“六艺”教育之中，礼、乐、书、数之教为文，射御为武，所以六艺教育是典型的文武兼备的教育。而且“六艺”教育除了知识教育以外，也包括六种艺能的训练：演礼的技能；乐德、乐语、乐舞的技能；射箭的技能；驾战车的技能；书写的技能；计算的技能。而且从人的发展来说，六艺教育既重视人的品性的涵养，又重视身体的训练和音乐的熏陶。所以六艺教育是一种非偏向的课程设置模式。
说是儒学愚民，儒家的教育方针恰好跟这个情况不搭边，因为“礼、乐、书、数之教为文”的说法，在某个意义上虽然还是有些偏颇，但是从当时的诸子百家逐渐成型，甚至是发展成一定规模的情况而言，很多时候，儒学在某个意义上比起一些专门对应某个层面的学说更加全面一些。
比如说农家跟墨家两个学说，主要还是专攻农业，科技等等的层面，对于其他方面的发展，也许也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对比较偏颇。
张嘉师不认为这种术业有专攻的情况是一种坏事，但是人不能一辈子就只懂得那么一些技巧，后世的教育虽然还是有很多地方不足甚至是有问题，但是后世的教育制度，确实是比战国时期的要更加全面，这也是无法否认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实施比较全面的教育方式的儒家，怎么能算愚民？
至于说弱民，则是更加容易反击了。
儒家弱民的观点，看起来很是成立。但是么，孔子门下的七十二弟子，哪个不是能善于射箭，能够驾驭战车的人？
要知道，要是没有一点武力基础，想要做到这两点，无疑是痴人说梦。
毕竟，手无搏鸡之力的人想要驾驭战车，得先看看他会不会被牵引战车的战马摔下去再说。
所以，张嘉师这次来孔府，自然还是要给儒家一点甜头的。
毕竟张嘉师还是要以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