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上苇
六十年过去了，我们仍当对那段沉痛的往事加以深思。
数千万人的鲜血，一个时代的悲剧，不应仅仅只让我们牢记仇恨，更应该让我们增长智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从日本侵略者针对中国的暴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莫名的仇恨和敌视，甚至还有蔑视。可另一方面，他们使用着大量的汉字，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山本五十六甚至到处宣扬他“一生低首拜阳明”（这一点和蒋先生一摸一样）。
这难道不是矛盾？
这样的矛盾恐怕不能只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虚辞来解释。
日本，从邪马台国时代开始，一直到南宋灭亡，对中国始终是敬畏有加的，尤其是经历了与中国隋唐两代的亲密交流（当然也包括和盛唐在朝鲜的武术交流）后，更是彻头彻尾的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老师。
虽然遣唐使已成往事，但两宋和日本的交流还是密切而友好的，欧阳修就写过“日本刀歌”，曰：“昆吾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巾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袄凶。传闻共国居大岛，土壤活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卯老。百工五种与之俱，至今器用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嗟予乘服欲往学，沧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叹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满篇都是两兄弟经年未见的感慨。
但是蒙古灭亡南宋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立刻变成了仇敌。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把中国当成自己的老师，甚至可以说，日本人简直就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只是没好意思说明白。唐朝的中国人也没把日本人当外人歧视，李白就常常和阿倍仲麻吕一块喝酒。
邪马台时代，日本人被中国人视为蛮夷，他们也承认自己是蛮夷，而到了南宋灭亡，中土文化遭到巨大摧残之后，日本人突然发现，放眼四海，只剩下自己是中土文化的继承人了（当时的高丽也在蒙古的控制之下）。此后的日本政府，不但拼命拉拢中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日本，也理所当然地把蒙古人治下的中国当作了“蛮夷”，对忽必烈的使者非常地不恭顺，直接导致了元朝征伐日本之役。
南宋灭亡以后，日本将中国称为“支那”，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这是蔑称。
但在当时，日本所要表示的，却只是对异族打败自己老师的不满与愤恨。
当时的南宋遗民，不消说，是站在日本一边的，这一情结在日本与近代中国交恶之前，在自认是中土文化的传承者中广泛存在。
几百年后的清末民初，写《痛史》的吴研人，还把日本痛击元朝大军看成是天道好还，以小说家的笔触描写了郑虎臣的外交手段——郑虎臣这个名字虽是吴先生抄袭冯梦龙，但千千万万个有名无名的“郑虎臣”，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很努力地鼓动日本同占据中国大陆的蒙古人交恶。
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效申包胥哭秦廷——后来的吴三桂也以申包胥自拟，不过他找的是满洲人。
导致日本与中国成为仇敌的两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异族入侵导致的改朝换代。
元灭南宋和清灭南明，都导致大批不愿臣服于异族的中土士人流浪日本，最终成为“归化人”——数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也有作为“侵略者”出现在故土上的，不知当年的爱国志士，泉下有知作何想？——他们不但带去了中原文化，也带去了根深蒂固的仇恨的种子。这种子在日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长出的果实却变了性。
朱舜水们宣扬的，是对当时统治中国的蛮夷政府的仇恨和不妥协，传下去却变成了在骨子里自命为“中国人”的日本人宣扬来中国帮助“尊王攘夷”！即便是今天，日本右派狡辩，说正是“大东亚圣战”，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里解放出来——仍然是“尊王攘夷”思想的变迁。
当中土文化繁盛时，日本承认自己是学生，在老师面前诚惶诚恐，亦步亦趋。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日本人乃至整个日本民族，是非常讲究“忠诚”的，正因为具有这种忠诚心，所以日本在其恩师罹难于蛮族的铁蹄之后，不屈不挠地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并且以自己正统文化传承者的身份蔑视大陆上的统治者。
导致今天中日交恶的，正是这一文化传承之惯性，。
历史是很奇怪的，当无学祖元和朱舜水们在东瀛海岛上讲爱国主义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到，历史的车轮会这样扭曲他们的“爱国主义”呢？当无学祖元给北条时宗写“莫烦恼”，给蒙古东征之役里殉难的日本武士开追悼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老和尚看成是“汉奸”呢？当朱舜水在日本大讲“华夷之防”的大义名分，无日不思颠覆满清时，他要颠覆的，何尝不是又叫做“中国”呢？
这就是历史之蝴蝶效应，随便哪个家伙扑腾一下翅膀，也许会在三百年后引起一场飓风。
而此后的对错善恶，当事人确是浑然不知的。
日本击败蒙古东征军，便从此瞧不起蒙古，隐隐约约的，也连带有些瞧不起“中国”。
此后，在日本人的思想里，中国文化与中国政权，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传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