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何柱国来说，这又尝是什么好的选择，山海关也没有那么好守。
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的题字，这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山海关负山临海、形势险要，自古即为军事重地，李闯王的失败和直系的没落，两次战争都在这里决定胜负。
何柱国的司令部所在地临山海关城，南门外车站就驻有日本的守备队，车站南不远则是日本兵营，东门外不远又是关东军。
因此，山海关的南门和东门都在日本驻军的监视下，他们只有北门和西门可以自由出入。此外，城内又有不少做情报工作的日韩侨民。
以此种种，东北军一切军事行动，都瞒不过敌人的耳目。
另外，山海关处在沿海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西南有秦皇岛日本驻军可以随时切断他们的后路，山海关东北五眼城至吴家岭之线掌握在关东军手中，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山海关。
他就是这样把守这样一个关口，所带部队初期只有一个旅，而且不能不分兵秦皇岛和九门口等处，山海关城内实际只有两个营，显然，这种军事形势对何柱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然而，作为一名军人，遇到不利的形势也是要作战的，不过部署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何柱国对这个不利的军事形势并没有气馁。
使他为难的倒是另一回事。
那就是掌握国家大权的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不战，不和，不守，不走。
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无论中央政府或者地方当局，对于日本的着着进逼，指示前方将士的除了“避免冲突”四个字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
因此，前方将士常常落入愤懑、隐忍、苦闷和无可奈何的为难之境。应该承认，我对日本也存在过不抵抗为上策的无知幻想。
以后事实显示，如果日本还要进关，那就不是东北谁属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了。作为守土有责的军人，至此再无任何不抵抗的理由。
因此，何柱国应付敌人的方针总的说来能拖尽可能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就拼。他就是拿定了这个方针，同日本军国主义周旋了一年又三个月。
7月间，何柱国被任命为临永警备司令，辖区为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都山地域。
辖区内驻军除他自己的独立步兵第九旅外，还有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三团之山炮一营和工兵第七营也都归他指挥。
于是何柱国制定了一个防御计划，并依此计划兴，以及其他防御工事，至10月间大体完成。他顿觉心定气壮，胸有成竹。
锦州失陷之后，日本方面秉承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经常同何柱国晤面。
落合正次郎是日本有名的落合大将的儿子，曾任日本仕官学校中华学生队战术教官和中国大陆教官，熟悉中国情形，认识不少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当然也包括何柱国。
两人晤面的机会相当多，有时他来我的司令部，有时我去他兵营，相互也常留饭，此时关东军调动频繁，形势日紧。
而落合却显得狡猾，对何柱国的态度反而比过去温和得多。
会面时除了双方交涉某些事情外，常常海阔天空地谈到日中亲善，共存共荣，以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使人预感到将有重要文章在后头。
果然，从11月底开始，他以取缔义勇军和确保“满洲国”安全为借口，要何柱国创立一个包括滦东和热河的缓冲区。
落合对何柱国说，可以给他足够的军饷军械，帮助他拿下热河，实行独立自治，唯一条件是叫他切断关内对义勇军的联系。将来还可以进一步帮助他进取平津。
显然，这是要何柱国取代东北军首脑地位并逐步走上汉奸的道路，无论为了人格和民族气节都绝无考虑余地。
但是为了全面应付，何柱国表面上推说事关重大不好轻易决定，暗中立即详细报告张学良，建议从速准备一切。
落合提出这个要求后，要何柱国从速作出决定，他都采取拖延办法，一直没有给落合肯定的答复。
至12月8日，就发生了关东军铁甲车炮击山海关的事件，这无疑是日方对何柱国的威逼。
在他出面交涉的时候，日本一方面要他承认炮击事件系出误会，以应付当时的国际联盟；另方面进一步逼他创立所谓独立自治的局面。
落合单独同何柱国密谈，他说日本已下定决心完成并巩固“满洲国”的地位，为此决定两案：其一由关东军采取直接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另一案让何柱国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建立独立自治区。
如果何柱国能同意第二个方案，日本立即给他二百万日元，军队全部饷械另由日本供给。否则日本只能采取直接行动，届时不但占领长城各口，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平津也无所顾惜。接着他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我不要错失良机，否则将与东北军同归于尽，后悔莫及。最后申明，他是奉命与我最后交涉，必须当机立断。
至此，何柱国已完全明白，事情已到了最后时刻，除了誓死一拼之外，再无其他选择。
惟眼前第一步必须抽身赶往北平与张学良共商全面军事部署。
于是他先作一缓兵之计，声言先行认可炮击事件的解决，作为善意的表示，而独立自治之事则稍待数日会有明白具体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