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六章一二八·淞沪战（十三）
范杰则冷眼旁观这一切的发生，对于这些事情，不并有插手的意愿，其实不只是他，很多人都谨慎的选择了旁观。
12月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
就在汪、陈会谈的当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
他一度想采取极端措施，不惜以取消党治为名，来打击粤方在宁粤对峙期间所坚持的“党统”。
他表示：“余拟即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现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凭藉党之资格，实行害国毁党，将使我总理手创之党蒙被污点，余心实不忍也。况且中国由我而统一，亦应由我手以奉还于国民也。”
由此可见，蒋介石还是不愿轻易放弃权力。
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表示同意，吴稚晖立即表示：“此着太险。目前只有以静制动之一法耳。”
蒋介石默思良久，也不得不承认吴稚晖说的确有道理，点头回道：“吴先生之言亦自有深见也。”
此时取消国民党“**”，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所凭藉的“党权”优势，但同时也危及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介石最后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采取了纵容态度，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
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而在同一天，粤方代表孙科等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与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首先声明，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同意者。
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
同样在宁方内部也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谭延闿躲在汤山不理世事，而同意蒋介石下野的人数也在增多，何应钦又在暗中策划着什么，但这会他极为的小心，蒋介石虽然察觉到什么，但是也无法弄清楚何应钦到底是怎么想的。鉴于何应钦的前科，蒋介石也很无奈。
范杰也很无奈，中国政府一直纠缠于国内的权力斗争，南京也好，粤方也罢，对于东北事件的关注度都在下降。
在这么一个时代，交通不便，通讯不便，信息不通，人们的眼光大多数时候只是关注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最多不过本省与邻省之间，对于远在天边的东北，除了九一八事件的短暂事件内，人们的关注点已不再那里，当然学生除外。
一切都源于几十年的军阀分隔，甚至在乡下还有人一直认为东北是张大帅的地盘，这个张大帅说的是张作霖，而对于大多数能接触到信息的人们来说，东北时间依旧是东北军的问题，不管其余各省的事，提起日本人，马上几句，捐一点款，如此而已，而日本人占领东北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多少影响，因为生活没有变化，仅此而已。
12月12日，南京，蒋介石召集干部继续会商进退问题。
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反对蒋下野，一致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
唯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对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蒋介石非常不满。
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
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一时无法做到，局势又不许可长期僵持，自己如再不宣布下野，上海和谈期间达成的四全大会后宁粤双方合开一中全会的协议便不可能实现。
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站在窗口，蒋介石望着外面，心里终还是下了决定，心里依稀有些舍不得，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
1931年12月，在零星的几场小雪后，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在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仆仆的脸都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这个孤城。比大雪、北风乃至连年战争都更让人绝望的，则是悲观的境况。
这个冬天，从南昌到宁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生路断绝。在惨淡的市井间，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象瘟疫一般地传播开去了。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驻屯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领到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