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继东想来想去，周书明不会在这个时候动安新，安新毕竟是从落后的副省级城市变成今天的领先者之一，这一点谁也无法质疑，若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出现问题，周书明不但要承受来自安新、省委内部的质疑，也会引起高层的极大不安，这会严重影响到凌正跃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来的威信，也会影响他在高层中的印象，周书明决不至于这样昏头！
周书明是要试试陆政东的应手吧？
就像贝化的事情一样，陆政东要是能够花腐朽为神奇，那是应该的，大家觉得他就应该能够做到，而要是做不成，他的经济能手的光环也就一下子会褪掉。
而放出要调整安新市领导班子不过是虚晃一枪，是否调整主动权掌握在周书明手里，要是安新方面以及陆政东反弹得厉害，那正好坐实安新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也是一件对陆政东极不利的事情。
周书明这是要看看陆政东到底有几斤几两，再决定如何对待陆政东。
詹继东想明白这些事情之后才缓缓表态，周书明对詹继东的话很满意，詹继东确实是个聪明人，闻弦歌而知雅意，对他的意图是心领袖会，不需要自己多说什么，这样的人配合起来才真是得心应手。
而詹继东则是心情复杂，
他将在这场博弈中充当一个重要的推手，不光是他，还会有更多的其他人会陆续入局，只不过是这些入局者是加入周书明一方。还是陆政东一方。而不管那一方。一旦踏入局中，就像象棋中的兵卒过了界河一样，便再无回头可能。
胜，固然欣喜，败，则极其惨痛。
说实话，詹继东是打心底里都不想再和陆政东产生任何瓜葛，能够离多远。便离多远。
这不是他詹继东没胆气，不是他不想报在安新的一箭之仇，而是他很清楚一点，陆政东即便是在贝湖栽下跟斗，对于年轻的陆政东而言并不是世界末日，陆政东还有很多机会，而对他来讲，他要是再败在陆政东手下，也就意味着再也没有往上走的机会，何况陆政东人虽然年轻。但是在如何政治方面却是很有些章法，真是个极其难缠的对手。
可是命运有时候真是会开玩笑。越是不想碰见的人却是越会碰见，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由不得人，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一切，所谓冤家路窄，不外如是……
四月的贝湖遭遇着一年中的倒春寒，不过依然挡不住匆匆的车流和人流，一队车队双闪着车灯快速的驶过，最后来到贝化的总部。
陆政东率副省长周若山，省政府副秘书长杜海泉，省发改委主任柳万东、省国资委主任谭本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贝化考察调研。
坐在奥迪里，奥迪车里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这些天他并没有闲着，从多个渠道对贝化的现状和职工的想法进行了了解。
贝化到现在这般天地最主要的还是在管理，这种隐患事实上在姜毅民离开贝化不久就已经如此了，外面人一看，好像贝化非常不错，但实际上驴粪蛋子外面光，实质东西不行。
而且贝化远没有民营企业厉行节约的能力。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贝化买回的扫帚明明价格很低廉，但上报的时候是一把三十块钱。一张比a4纸略大的月份签到表去找领导签字，领导告诉我，表上的内容不能填错，一张纸要八块钱。
所谓“大企业病”最重要的是机构设置不合理、不科学，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一定很庞大，一个办公室虽然只有几个人，也有可能患上“大企业病”。机构臃肿是“大企业病”的基本特征。本来一个人能够处理的事务却安排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能处理的事务安排大队人马。结果就是效率的低下，人浮于事，难于管理，以致于市场反映迟缓和迟钝，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机构”，最后必然的结果是腐败和衰落。
贝化这是典型的大企业病，“大企业病”患者一般都会有许许多多的中层领导、高层领导、负责人，可能一个报告需要签字的人数为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遇到利益有一堆人竞争，到了关键时刻互相推诿责任，使下属不知所以，严重影响企业发展。
人才流失本来不是“大企业病”的特征，但是却是“大企业病”的最终结果。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缺乏凝聚力，真正有才华的人才得不到重视，企业发展缓步不前，使真正有激情、热爱事业的人才流失掉。
计划经济时代，“大企业病”一直是国营企业的普遍现象，长期的累积和组织人事关系的千丝万缕也决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特别是国内感情化比较严重，使“大企业病”难以根治。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首先要找到大企业病的源头，才可以谈到解决问题。国内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发现了类似“大企业病”的问题，有远见的企业因此提出了oec管理体系，即“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其实核心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事项，并且尽量的避免重复劳动。后来的sbu（战略事业单位）的提出，更倡导“每个人都是一个赢利单位”，如果你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你就要面临危机--实际上，也是这样进行内部竞争的，每个月中层干部都有“下课”，调换岗位，使企业象一头豹子一样，紧凑迅猛而有战斗力。
针对“大企业病”，还有一个关键是用数字说话。把各项工作量化，通过评估定岗定人，保证岗位的科学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