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峰的事情对陆政东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陆政东既然应承下来，也就没有任何的拖延。
按照陆政东主导设计的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进展相当顺利，毕竟现在是房地产刚刚起步的阶段，安新不少居民还居住在五六十年代狭窄矮小的筒子楼以及低矮潮湿的平房之中，对于住进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充满了向往，加上征地工作的工作很有针对性，只要不是涉及到企业，征地工作比起几年之后难度小了不知道多少。
而随着几大港资房地产企业的入住，安新的地价也开始上升，年初出让的地块已经实现了增值，这样的滚动发展，完全可以稳定的释放出来一部分资金用于市里的其他建设，而由于市里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储备，通过适当的土地出让释放量，又能完全掌握住土地和房地产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样安新市财政真正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
而安新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仅仅是增加土地出让在财政中的比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让国有企业焕发出活力，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取得长足进步，进一步吸纳外来资金，实现几条腿走路。
而在这其中，前两条需要能够找到更多的融资机会用于扩大规模或者实行产业升级，这就需要有金融业更强有力的支持才行，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喝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困扰其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安新是大城市，非公有制经济规模也比他在西河时要大得多。简单的金融担保显然难以承担。
可贝湖属于内陆地区。属于金融业发展的贫瘠之地。身处其中的安新虽然是副省级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相比，在这方面也属于相对落后的城市。
与其他产业改革最大的不同是，金融改革更依赖国家政策性支持，因为绝大多数金融改革涉及到的措施都需要国家层面的审批，这决定了区域性金融改革难度更大。
想要改善这样融资难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成立一家由非公有制经济主导的银行，最为简单的。很想让民营企业进入现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利用与非公经济有着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不断探索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民营资本入股商业银行并不是不可能，但要控股难度就相当大，而只有控股，从而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输血更为顺畅一些，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几年后出现德隆事件之后对银行业改革和监管的震撼之大、影响之深远，业外人士很难体会。
因为出现德隆事件之后，商业银行沦为股东提款机的道德风险，更是引人注目。国内股市的几个大案都或多或少都与之相关，不是涉及商业银行。就是涉及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等，但，直到目前为止，上述风险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监管部门的主流意见是国内大型银行缺的不是资金，而是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所以要通过引进外资引进管理理念；中小型银行缺资金，但更缺乏风险管理技术，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对关联交易缺乏有效控制，贸然让民营企业控股城市商业银行很有可能出现资本市场上惯见的提款机效应，导致全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信用风险。
所以，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应该增资扩股，但“地方财政占大股、国有股权绝对控股”是必要的，到时候即便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到时候依然会被叫停，民营企业入主城市商业银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样的参股实际上从大的层面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银行的实际控制人才真正享有银行事务的拍板权力。
想来想去，陆政东也只有退而求其次，谋求设立像民生银行这样由民营资本主导的股份制银行。
但让陆政东挠头的是金融人才的匮乏，任何改革中人总是最为关键的要素，而对金融改革的推动者、执行者，则有着更高、更专业的素质要求，陆政东所能做得就是想办法从中*央机关，大专院校挖人，以及将一些安新的干部送出去交流培养，只是这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在他仅仅是政府主官的背景之下，想要实现这样的人员交流，但是作为一个发展方向，他必须要朝这方面努力，金融改革试验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人事制度上。
实验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其他事情还得抓紧，陆政东在这段时间主要是理顺了投资环境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些大方向的政策，有了这些基础，他准备和市里的非公有制企业的代表们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这样的交流本来应该早一点，但陆政东处于慎重，在对安新未来的发展之路深思熟虑有了清晰的思路之后才决定下来。
有很多领导都只顾眼前，出成绩才出政绩，很多领导心里就想着自己这一届，能够想五年已经是够远了，很少有人会认真想一想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在改革初期发展势头非常猛烈，可到了今时今日，却如同伤仲永一般消失在芸芸众生之中。
这不能完全怪干部，毕竟这是组织部门的绩效考核最重要的指标，而他不一样，如果他还是像其他领导一样，那也太没意思了。
所以决策必须要慎重。
决策人人会做，只要拍一拍脑袋，随口说个数，就能定下了嘛。可这决策究竟是利国利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