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的宋庆琳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是什么计划，但是还是对江帮主这一番富冕堂皇的话叫好。
江帮主发挥演技，语气还配合着动作，他“义形于色”地举起左手的食指在桌子边上猛击一下。他这一番话，又恳切，又明晰，倒使得盛老四感觉到自己先前的猜度――以为中间有几分精明，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不独盛老四，就是笑容不离嘴角的虞恰卿和张静江也很肃然。他心里佩服江帮主的气度真不错，同时忍不住也来发表一些公忠爱国的意见。
张静江点点拐杖：“对呀！江老弟的话，真是救国名言！中国办实业算来也有五六十年了，除掉前清时代李鸿章，张之洞一班人官办的实业不算，其余商办的也就不少；可是成绩在哪儿呀？还不是为的办理不善，亏本停歇，结局多半跑到洋商手里去了。――四少，你要知道，一种企业放在不会经营的冤大头手里，是真可惜又可叹！对于他个人，对于国家，都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末了，徒然便宜洋商。所以我们的公司在这上头一定不能够含糊，――哪怕是至亲好友，我们还是劝他少招些烦恼，干干脆脆让给有本事的人去干多么好！”
“静江兄得对！”虞恰卿抚掌哈哈大笑起来。
盛老四虽然是个草包，但毕竟是聪敏人，现在是什么都理会过来了。也跟着笑起来。
于是，他们几位接着便讨论到“草案”上计画着的几种新企业，似乎因为有孙夫人宋庆琳在旁听，他们什么都能扯到实业救国的大道理上来。
这让宋庆琳夫人欣喜异常，刚刚听他们的交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外行”，现在，宋庆琳夫人不但不复是“外行”，而且几乎有几分“专家”的气概了。她接连把老公孙大炮的《民权初步》中“实业建设”的文字背诵了好几段。
还是这一年的夏，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在北京抛出他的“改造国会论”并着手付诸实施的同时，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则在上海写成了一部影响民国命运深远的著作《民权初步》。那时候，宋庆琳正好陪在孙中山身边，时间过去没有多久，因此记忆犹新啊。
孙中山在书中直言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在国民基本素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判断基本上差不多，均认为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但与梁氏因此主张走“开明**”道路不通，孙氏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梁氏同样希望开启民智，但其主张的手段是“保育政策”，即依靠一个“开明”的“**”政fu，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fu则自然消亡。孙氏的看法则与之相反，“**”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民智的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孙氏写作该书之际，对自身的定位是“将再度从事实业方面的工作”，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袁世凯死后，孙氏认为“大局立变，不能再以革命用兵”，故而解散了中华革命党，并认为革命党人再学军事已经无用，所以“力劝各同志及早回埠”，并表示自己也要告别革命，投身社会建设。
宋庆琳道：“等北伐胜利的那一，军事一结束，真正民主政治就马上会实现，那么总理所昭示的‘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一定不久就可以完成，因而你们这公司预拟的投资地点应该放在邻近‘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的沿线。”
宋庆琳一面，一面又打开她，在众人目瞪口呆中掏出一张地图来。也只有这位伟大的女性在自己的女式皮包里不放种类繁多的化妆品，而是放了一张地图。她用铅笔在地图上点了好些黑点子，又滔滔地加以解释，末后她好像已经办完了一桩大事似的松一口气，对着江帮主，虞恰卿，张静江，聂云台几个在上海滩鼎鼎大名的事业家道：“你们看，怎么样？总理是很以为然的，我经常看他在地图上这么画，我都记住了。回头你们还可以就照我这番话作成书面的详细计画，将来银行开办，动手招股的时候，就跟招股广告一同登载，岂不是好！”
大家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赞成，但也没有直捷表示，只把眼光钉在江帮主脸上，等待这位足智多谋而又有决断的“江帮主”先来表示意见。
然而真奇怪。向来是气魄不凡，动辄大刀阔斧的江帮主此时却沉着脸儿沉吟了。在他的眼光中，似乎“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颇有海上三神山之概。他是理想的，同时也是实际的；他相信凡事必须有大规模的计划作为开始的草案，和终极的标帜，但如果这大规模计画本身是建筑在空虚的又一大规模计画上，那也是他所不取的。
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护法军必败，孙中山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