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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汉代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正因为《史记》不以地理国家和统一纪年撰写，而是以各家之传记集合形势呈现，故《史记》中不以地理位置和时间发生顺序为线索，《史记》的重大发明是：同时记录了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立场和看法，故《史记》各篇中对同一事件记录看法颇有矛盾之处，而这正是《史记》的特点。可谓“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
《史记》起初是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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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生平、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
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取自《谍记》、《五帝系谍》、《尚书》、《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史书)》、《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与《资治通鉴》（司马光）并称“史学双璧”。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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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司马迁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