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皇帝在此时进行的公开访问无疑是给北洋政府打了一针兴奋剂。
为此新任国务总理王正廷和一干北洋政府军政首脑专程代表段祺瑞到天津港去迎接奥匈皇帝的到访。
作为第一个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西方列强国家元首，李海顿自然受到了中国官方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奥匈皇帝访问的目的报纸上也介绍得很清楚，说白了就是很中国撑腰，警告苏俄和日本不要轻举妄动。
李海顿在总统府与段祺瑞进行过两次会谈，一次是正式的会见，一次属于私人会谈。李海顿对段祺瑞还是抱有一定的尊重，虽然他也玩弄权术，在政治上勾心斗角。但总的来说，他属于那种有气节、有操守的旧式军人，相对而言，早年留学德国的经历使得他比较注重民意，也注意自己的名声，这点和北洋一些毫无节操的将领们截然不同。
作为一名政府总理，段祺瑞从未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过任何兴趣，但却从不干涉财政、农商、交通等部门的决策，所以在他执政期内，国内经济和工商业照样在快速发展。虽然他不喜欢民党，但在他主政期间，民党身份或是反对派阁员却占了内阁成员的半数，当然最重要的陆军部他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其实若不是李海顿在欧洲帮北洋政府装备和训练的华工军团，段祺瑞甚至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
奥匈外交大臣施特尼格应邀在北京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作了《亚洲的和平》和《进步中的中国》两次公开演讲，中心就是反对侵略，维持亚洲的和平，另外就是赞扬这些年来中国的进步以及和德奥紧密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联系。帝国外交大臣第一次使用了“战略伙伴关系”一词来形容奥中关系。
确实如此，在133年，奥匈帝国与民国之间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创记录的34亿克朗。中国成为奥匈帝国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奥匈外交大臣的演讲已经摆明了帝国决心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和维护中国和平的决心。
不过，李海顿很明白，自己的“恫吓”行动只能维持一时。更主要的还得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在与中方军方进行的讨论会中，李海顿及奥匈军事战略专家们给北洋军政大员们就加快反侵略战争准备问题。提出了以下数点建议：
一、确立举国一体的国防领导体制，成立最高国防委员会，其组成尽量囊括国内各方势力的主要成员，统一领导、建设和指挥国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并加快建立和完善的预备役和地方守备武装的训练和装备。
二、确立和加快在西部建设战略后方的进程，以利于坚持长期战争的需要。战略后方的重点在西北和西南七省，中心在四川和陕西。
三、大力发展内陆的交通系统，建立西部络。整顿和加强内河航运。交通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国防力量的重要标志。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和先进的交通工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以使军队快速机动，使后方供应及时充裕。现代战争的成败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取决于工业生产和后勤保障。
四、在国内推行征兵制和实施民众普遍军训制度。在民众中推行军事训练，主要进行壮丁训练制度和学生军训制度。使民众能够熟悉武器操作和军事技能，并在学生军培训预备役军官，这有利于在战时快速地补充熟练兵员和后备军官。
五、进行陆军的重新整编和加强特种兵种建设。陆军装备要做到统一型号和标准，这有利于战时的补给和兵工生产，特别是加强炮兵、装甲兵、机械化部队和工兵部队的建设。奥匈帝国同意以贷款方式在三年内提供5个机械化装甲师的装备援助。
六、加强海军特别是航空兵建设，加快扩大航空特种冶金工业特别是铝及铝合金材料的生产规模。整合国内现有的航空学校和飞机生产。在西安、太原、成都、武汉和昆明建立新的飞机制造厂，现有的北京、南京和福州三大飞机制造厂逐步向西部迁移。海军方面减少东南沿海基地数量，逐步向两广地方集中。好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进入到德奥远东舰队的保护范围内，为今后的反攻积蓄力量。
七、整备要塞和修筑国防工事。重点地区为长城一线、长江口、闽江口和长江镇至九江段江防工程，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首先对长城山海关至察哈尔一线，长江江宁、镇江、江阴要塞进行整理。
八、调整、扩大兵工生产。
以目前的林县兵工厂、西安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和南宁兵工厂为基础，加快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江南、德县、济南、金陵和广州兵工厂向内陆迁移。
很明显，奥匈军事顾问的建议都是在初期放弃不易防守的沿海地区，拉大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和战线。在二线与日军相持，然后在逐步反击。
这让中方高层十分不爽。却又无可奈何。
对于工厂内迁的建议小徐等人基本接受了，但在一开战就放弃沿海。他们死活都不肯承认。
最后，蒋方震讲了一段很经典的话：“对付日本这样的国家，不管输也罢，赢也罢，反正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要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死缠烂打，最后总能把它拖垮。”这也一语道出了持久战的根本思想。
不过，事情总也会有意外，李海顿认为这些准备已经足够充分了，但当战争实际到来后，才发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