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码头，一艘从西班牙塞维利亚驶往的里雅斯特的客轮缓缓地驶入港内。在意大利投降后，奥匈海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原来那些悬挂着圣乔治旗的英国军舰和商船不见了踪影，航行在这一片海域的大部分都是中立国的商船。
中华民国驻维也纳公使馆的武官丁旭东与王焕章站在码头上在迎接从国内辗转而来的一批刚毕业的军官生，七名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和四十三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堂的初级军官，另外还有二十几个从烟台海军学校和北洋航空学校的留学生。两人实在有些搞不明白北京那位刚复职的陆军次长在搞什么鬼。
叶荃提着皮箱和一大堆同学从舷梯上走了下来，谢天谢地，，在海上奔波了近三个月，总算是到了目的地。他们这一批在毕业时自愿申请去戍边卫国的军校同学稀里糊涂地就踏上了前往欧洲留学的旅程，由于航路断绝，一行人只能先往南美，然后再到西班牙，绕了大半个地球，这才总算到了奥匈帝国@。
“陆军部究竟派我们到欧洲去干什么？”这是萦绕在每一个军官生脑子里的疑问，如果是去欧洲考察或是观战，陆军部方面不应该对此事遮遮掩掩，并且在这一路上不准穿军装，不准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陆军大学里毕业的那些家伙们肯定知道，但却不肯透露底细，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到欧洲是为了带兵。
带兵？开什么玩笑，那些洋鬼子肯听我们的指挥？
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正规的军官了，这要比那些毕业后回省的同学处境要好一些，有些人可能在省里找不到合适的职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可以说是当今天中国唯一的正规军官学校，各省那些陆军堂里的毕业生只能是士官生，其身份根本无法与保定军校的毕业生相提并论。
保定军校的毕业生都具有较好的军事素质，他们本身就是从各省陆军小学的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在军事教育和参谋业务等方面受到北方政府和各省军事当局的重视。保定军校自建立之日起，办学的宗旨就是为国家培养出职业军人，标榜”军人以保家卫国，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问政治为高尚”，形成保定军校学生一种职业军人的特点。
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军人品质的学生，绝对服从命令，不参与政事，大多数保定军校学兵都能恪守这一军纪。
当然，年青人总是充满了热血和理想，在毕业时，叶荃、夏威、白崇希等热血青年积极主动申请去蒙地或是新疆卫国戍边，不成想的是陆军部却对军校第二期和第三期近四百多位主动要求去边疆的同学特别优待，从中挑选出近一百人送往欧洲留学深造。
保定军校这两期的毕业生有近一千八百人，但唯独他们成了其中的幸运儿，这让那些出身家境都不错，家里已经给他们在军队里安排好了职位的同学懊悔不已。
俗话说：不到外国，不知爱国。
确实有些道理，在国内根本无法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民族情绪，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和文明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如果没有亲身体会，是无法理解这种情怀的。
在亚得里亚海，这些军官生们见到了一支与客轮擦肩而过的战列舰队，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贫弱的祖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巨大的差距。与这些巨型战舰相比，北洋海军最大的“海天”号都象海上的一条小杂鱼。
强军强国，成了每个人最心底的愿望。
带队的是来自陆军部的吴光新，和段总长是亲戚，原来是军官模范团的副团长，在码头上与丁旭东、王焕章两人客气了几句，几辆汽车就拉着他们到了离码头不远的海军大饭店。陆大的毕业生们坐着小汽车，而象叶荃他们这样从保定军校毕业的初级军官则分别坐上了两辆大客车。
现在，他们终于清楚他们来欧洲的任务了：训练和指挥在奥匈的大约8000多名华工。
这就是当初李海顿与徐树铮商量的方案。
可是，由于控制了海洋，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劳工相对容易，而徐树铮为奥匈帝国所招募的劳工想送到德国和奥匈却绝非易事。英国人的海上盘查相当严格，只能转道南美，再从中立的西班牙绕路才能抵达欧洲。
在李海顿的财力支持下，徐树铮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才从国内给奥匈方面送来了不到八千名劳工。
现在，这些华工被安置在六个后勤营地内，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当搬运工，偶尔也进行一些军事训练。
按照欧洲的标准，指挥这些人相当于一个加强的步兵师，需要大约近400名军官，但很显然，国内根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徐树铮东拼西凑，才从国内派出了80多名军官，还是因为打着欧洲留学镀金的名义，才能吸引那么多人报名。
只有这么一点军官，每个华工营地只能分配到十多名军官，再加上奥匈方面派出的军事顾问：几名军官和十几个士官，只能就这么先凑合着办。
叶荃、白崇希和姚城等人被分到了乌克兰的亚莫林营地，这里靠近前线，华工营的营地和奥匈军的军营混杂在一起，偶尔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炮声。和往常一样，营地的训练场上数百名华工正在进行着训练，其他大部分人则在向前线输送着物资。亚莫林营地总共有1700多名华工，轮流着在营地里进行着训练。
现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