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已经是华国行省的情况下，闵王后闵慈瑾这么做，等于是已经反叛了，她觉得，华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日本，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动她，华皇需要势力之间互相平衡。
萌总裁也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他想提前打击日本的想法，不是说草率，而是很困难。
1877年7月19日。发生的都捧所事件是导火索。
当时，全罗道漕米运抵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主管俸禄的宣惠厅决定先给武卫营和壮御营发放1个月的军饷。
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
于是两营士兵前往宣惠厅的仓库——都捧所，与库直（即库吏，是闵谦镐的家仆）理论，其间发生冲突，大批愤怒和饥饿的士兵冲入都捧所，砸毁仓库，夺取粮食，还殴打了库直，但这之后士兵便作鸟兽散。
此事被上报给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逮捕了为首的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四名士兵，并交汉城捕盗厅惩处。
于是在汉城民众中流传这四人行将斩首，消息传到汉城东郊士兵聚居区往十里，引起了士兵们的极大愤慨，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为了挽救即将被害的同袍，决定聚众哗变。
金春永之父金长孙和柳卜万之弟柳春万两人商议后，由金长孙起草了通文，要求大家在六月九日到东别营集合，救援4名士兵。
一场对内反闵、对外排日的士兵起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77年7月23日，以金长孙、柳春万为首的上万名士兵及其眷属麇集汉城郊外的东别营哗变，萌总裁等待的机会到了。
起初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援救被捕的4名士兵，其方式也是示威和请愿而已。
哗变士兵先找到他们的长官——武卫大将李景夏，
请求他出面解决此事。
李景夏虽然对士兵有所同情，但没有实权，不敢得罪闵家，遂只写了一封陈情书，让他们直接去找闵谦镐。
士兵们便携带陈情书前往砖洞闵谦镐家讨要说法。
闵谦镐当时不在家，士兵们刚到闵府，就撞见了担任都捧所库直的闵谦镐家仆，又看见闵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哗变士兵一时积怨爆发、群情激愤，完全把陈情上诉一事抛到九霄云外，便打死了库吏，冲进闵府大肆破坏。
士兵们将闵府的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烧成灰烬，“芳烈闻数里”。
此时汉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兵变当天却下起倾盆大雨，直到第二天黄昏才停。人们都认为这是洗冤的征兆。
闵谦镐家的被砸使事态扩大化。
哗变士兵在泄愤之余冷静下来，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抢劫了当朝权贵——闵谦镐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发现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没有靠山，事后一定会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
于是，哗变士兵决定前往并包围云岘宫，请求居住在里面的兴宣大院君予以协助。
大院君已经引退了九年，但仍不断试图干涉政事，这次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利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闵妃手中夺回政权，因此大院君对于如何“引导”兵变和掌握大权可谓是胸有成竹。
然而当大院君面对上万名士兵和军眷向他求助时，他却说“吾老矣，国事何知？圣上慈仁，必无他……”云云，并厉声喝退士兵；暗中又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之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与金长孙等人一起指挥之。
“密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应该是依大院君之计策而行的。
所以，大院君可以说是壬午兵变的催化剂，他的参与如同给士兵一方添加了重重的砝码，注定了闵妃集团的即刻垮台。
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义。
兵变爆发的当天下午，随着反闵排日的情绪被全面点燃，起义士兵和市民先到东别营，占据武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兵分三路展开暴动：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著名的卫正斥邪派儒生白乐宽，后者由于上疏反对开放政策而被闵妃集团逮捕，救出同袍后起义士兵和市民又顺路捣毁了闵台镐、闵泳翊等外戚权贵以及与日本人有交往的人士的府邸，高呼着“杀光闵氏”的口号；一路袭击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处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礼造，从而使朝鲜政府手中唯一能镇压起义士兵的力量被消灭；一路则占领京畿监营，扼制朝鲜政府的有生力量，接着与暴动民众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馆，“声言将尽屠倭人”。
日本公使馆方面在当天下午3时接到别技军军官尹雄烈的信函，通知日方局势大乱，忠告其做好防范准备。
日本公使馆要求朝鲜政府派兵保护，未果。
“皇上，现在该怎么办？他们两边准备打起来了。”卡特莉娜卡芙公主问道。
虽然都知道，华国的警备司令部和统计局，在这次兵变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华军，显然仍然一直按兵不动，这也给朝鲜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重新独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