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的胜利带来国家主义。在1860年代前半段，奥地利与普鲁士都互不相让，全力争夺整个德意志的代言权；两者都坚称自己能在国内外保护德意志的利益。
在石勒苏益格-菏尔斯泰因问题上，普奥两国也都是全力争取，平分秋色。
1866年战胜奥地利之后，普鲁士得以至少在国内行使其权力代言德意志各邦并保护各邦利益；反观奥地利，则是将其注意力转至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权争夺。
1871年击败法国，确定了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中的绝对主导地位。随着威廉一世被拥立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掌控了整个帝国的领导权。
南部诸邦应1871年5月10日签订之《法兰克福条约》，官方名义正式并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至此普法战争宣告结束。
德意志从一个松散的邦联体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功臣不仅仅有俾斯麦。统一之所以成功，还要归功于神圣罗马帝国治下时的法理合作，再加上经济方面关税同盟的存在和实施。
此外，自由派领导的1848年革命，冯·隆对军队的重组以及毛奇发挥出的战略智慧等，这些都对德意志的政治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华皇认为德国的统一，绝对不是俾斯麦一个人的功劳。
“难怪我们处处学习德国的。”洁格格问道：“陛下，是吗？”
“也没有处处学，主要学的是俾斯麦柔和国内矛盾的手段，实际上，我们的体制要比俾斯麦的先进的多。1866年颁行的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演变成为1871年发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以这部宪法来看，新的德意志具备了一些民主特征：最明显的是帝国议会赋予年满25岁的所有公民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利。此外，选举普遍没有出现什么舞弊欺诈现象，使全国议会的声誉大大提高。尽管如此，立法议案能否通过还需得到由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会议的同意，而这个联邦会议又恰恰被普鲁士牢牢地控制和影响。这样一来，普鲁士实际是对帝国议会和联邦会议都能施加影响。普鲁士国王以皇帝身份握有执行权，有权任命联邦的宰相，而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完全为皇帝自行作出的决定服务。”萌总裁解释道。
华皇喝了口水接着道：“按官方定义，宰相的职能类似一人内阁，负责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而在实际操作时，下派数名国务卿作为非官方性质的各部大臣，分管财政、国防、外交等各领域。除了1872至73年这段时期以外，帝国宰相一直身兼普鲁士王国首相之职。帝国议会有权通过、修订或是否决法案，但无权起草法案（起草法案的权力留给帝国宰相）。对于普鲁士以外的其他邦，大体允许保留军队，但较小邦的军队必须交由普鲁士控制，而那些较大的邦虽说能够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也须遵照普鲁士的军事准则进行大幅改革，以求在战时能立即被联邦政府征用。只能说他们是局限的统一，而做不到华国的上下一心。”
“嗯嗯，还是我们的制度先进。”洁格格乐滋滋的顺着华皇的话说，也不太敢多说什么，她对于华国的体制，其实始终是一知半解的状态，要不是今天陛下兴致上来了，跟她说这么多，她还以为华国的体制跟德国一模一样呢。
德国在20世纪遭遇的困境归因于帝国形成期间政治、法理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普鲁士的地主精英，容克地主贵族，依然在统一的国家中保有实质的政治地位。
他们力量的存在使得中产阶级、佃农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两次试图革命突破的努力均告失败。
华皇曾经让人做过一次对大资产阶级在帝国建设中的作用之研究，驳斥了先前认为的容克地主主导了政治和经济的看法。
华皇认为汉萨同盟市商人阶级的商贸往来和政府领导的工业大力发展，才是对第二帝国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容克贵族们确实控制了官场，但他们并不主宰社会、政治或经济领域。
与东部的容克势力相平衡（抗衡）的，是西部各邦的大资产阶级（包括银行家、商人、实业家和企业家），以及由公务员、教师、教授、医生、律师和科学家等形成的愈加壮大的职业大军。华皇一直在研究，从184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和1860年代的社会主义风潮中汲取有用的元素，进而挪用到如此保守的社会政体中去，俾斯麦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华皇认为，俾斯麦个人的作用肯定是有，但是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主要还是德国本身的底子就不错，主要还得归功于德国的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