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显然，在我们的安享护理慈善基金和各地的安享医院工作，是一份辛苦而不讨好的工作。
安享护理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在7年当中就更换了16个。
他们虽然都很乐意拥有那份相当不菲的薪水，也很高兴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实际接手之后，都感觉难以承受这种种的压力。
这些压力甚至都已经影响了他们和他们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
他们当中甚至有一个名叫安德鲁的人，还因此而遭到未遂谋杀。他的汽车遭到过汽车炸弹的袭击和职业枪手的狙击。一次炸飞了车门，一一次被击碎了前窗玻璃。
只是因为命大，他两度逃过一死，但是最后仍然被子弹洞穿了膝盖，而落得终身残疾，不得不提前退休，避居到新西兰的某个乡间农庄去了。
安享护理慈善基金会的办公大楼，平均每年都要发现几十个各种炸弹，从邮件炸弹、行李箱炸弹、垃圾筒炸弹、汽车炸弹到人体炸弹，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有一位丈夫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离开吵闹烦扰的家庭，入住安享医疗来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最后，在神职人员的陪伴下，安详地自然死亡在医院面对着瑞士圣女峰皑皑白雪的洁净病房里。他在死亡之前通过律师公证，留下了遗嘱，把80的家产捐赠给安享护理基金。
结果，他的寡妇坚持认为，是安享医院为了劫夺他丈夫的遗产，诓骗了她丈夫来到这里，并且绑架和非法囚禁了她的丈夫，最后用卑鄙的手段谋杀了她的丈夫。
她和我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并雇佣大量水军，发动了规模惊人的全球网络口水战。
在诉讼最终失败之后，她完全无视法庭上那些清晰无误的证词和丰富完善的证据链，始终认定我们是谋杀犯。
为了伸张正义，她雇佣了一名其他国家的单身中年妇女，充当人体炸弹，找了一个招待生作为内应，试图在我们基金会年会的主席台下引爆自己，炸死我们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
虽然案件被当地警方及早破获，警察在现场实行了有效的拦截阻挡，爆炸并没有成功地炸飞主席台，但是那位受雇的中年妇人，还是在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情急之下，逃到大街上的一个超市门口引爆了炸弹。爆炸摧毁了大半个超市，炸死炸和购物者200多人。
在全球舆论的重磅轰炸下和当地反恐部门的反复审查下，当地安享医院不得不关闭了整整一年。
后来，我们只得花费重金雇佣了专业的保镖和保安公司，来负责基金会大楼、工作人员和各地医院的安全防恐，也不得不投资亿万，在各处安装了高科技的各种安防设备。
（二）
因为安享基金和安享医院自开设以来就麻烦众多，我不免觉得有些气馁和沮丧。
只是想让那些无助面对死亡的人，死得更有尊严一点，更舒服一点，更安详一点而已，并没有任何谋取私利的想法，也没有任何坏心，为什么世间的人对我们这样不依不饶呢。他们容忍了那么多荒诞的事情、无聊的事情、丑恶的事情，为何对别人做一点善事，就这样百般挑剔，万难体谅？
汽车爆炸案后，我去看望了基金负责人，从医院回来之后，对你说，我心里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之前做了那么多商业并购，世人虽然也议论纷纷，但都没有产生过要谋杀我下属的想法。
想做成一件好事，为何就这么难呢。
我丧气地对你说，有时候，真的觉得世间人，配不上得到这样的救助。
你笑着说：“世人不配得到救助这句话，逻辑上是不太严密的。因为，所谓救助，就是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自救的人啊。如果对方很配得上救助，他其实也就不需要外来的救助了。”
你说：“你不是对我说过吗，前一生高雄曾经告诉过你，做慈善的第一基本功就是受委屈。由于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往往不是思维方式正确、行动能力优秀的人，所以，他们才会陷入困难的景帝无法自立自救。既然有思维方式不够正确、行动能力不够优秀的毛病，且又受苦很深，所以，面对救助，往往就不会做出我们期待的良好反应。”
你举例子说：“这就像我们跳下河去，救一个溺水的人。因为溺水者不会或者此刻已经不能游泳，又被窒息折磨得生不如死，所以，他一般来说都不会正确配合救助，而会死命保住救助者，乃至害死救助者，此时此刻，他也完全不会有对救助者的感恩或者理解之心。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不配得到救助吗？我们要不要继续去救这样的人呢？”
我被你的话说得慢慢平静了下来。
你说：“亲爱的，如果我们带着施恩望报的心态，去做扶危济困的工作，最后，往往不见得能减轻多少对方的痛苦，反而会令自己的内心十分痛苦，进而，因为不堪忍受内心的痛苦，而退失了当初的见义勇为之心。”
你再举例说：“做扶危济困的工作，就有点像一个陪产的丈夫，伸出自己的胳膊，让产妇抓挠乃至撕咬。只要她的痛苦得到一点点缓解，小孩能平安出生，她当时对我们好不好，感谢不感谢，态度是否理智，有没有丧心病狂，有没有对我们破口大骂乃至拳打脚踢，那都是不在计较范围内的。我们自愿进产房陪产，不就是为了来承受这一切的吗？来与受苦的人共担痛苦。”
在你清澈的话语分析和劝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