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讳言，这篇采访稿的发表在南粤市的新闻圈子又一次掀起了不小的浪花，一些跟我们《星报》一样属于民办的新兴报纸都认为，《星报》的异军突起实在是新闻担当的楷模——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底层……
就连一些所谓的正规报刊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老套的新闻工作方式已经受到了挑战……
也因此，我的名气在南粤的新闻圈子里越来越大了。
这期间，时不时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时不时有人对我们的《星报》提出了意见，甚至有人居然以善意的面孔暗示我们：不可以太过了。
当然，伊总编和方亮副总编也多次跟我交流过，他们提醒我注意分寸，但更多的还是肯定我的成绩，并对我的行为表示支持。
适逢春节，近年来每年的春运高峰期来了。
我们报社的同事们也因为不愿意凑热闹而放弃回家，全都留在报社里继续工作。报社也考虑到大家所付出的牺牲，给每个人双份的工资，并安排了丰盛的年夜聚餐。
我无家可归，自然是留在报社了。
正月初一，我和赵主任、闫晓光相约在一家餐馆聚会，算是过年。
赵主任作为服装厂的供销科副科长干得不错，和那个歩科长的关系也特别好，两人的合作很顺利，干得很开心。闫晓光也已经是技术科的课题组长了，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他们每期都买我们的《星报》，对我的工作也比较了解，尤其是我连续发表的几篇有影响的文章，他们都看到，对我也是赞不绝口。
聚会中，闫晓光说：“我初三回去老家梅州，正好避开了高峰期。”
赵主任说：“我决定节后的正月初四回一趟湖南老家。春运期间的铁路可热闹呢，你不想去采访一下？”
他这么一说，我倒是忽然来了兴趣。
赵主任说：“你如果能去，最好安排出时间，我们还可以同路嘛。”
于是，我再次把采访的目光投放到了铁路方面，于是就有了《不堪重负的铁路》这篇采访文章。
这还得感谢方亮副总编的支持，他说：“你可以出去三两天采访，其余的工作我替你担着。”
正月初四的下午，我和赵主任约定从南粤火车站出发，踏上了北上的京广线。
北上的旅客很少，沿途并无新鲜事发生。
到了长沙站，赵主任下车了，我按照计划前往武汉。
我看到了长沙站开往南粤的列车旅客爆满，站台上秩序混乱。
列车长跟我聊天说：“南下民工潮已经提前到来了，南下的人数之多情况之复杂难以估算，越往北，你就越能看到情况的复杂。”
果然，到了武昌站，我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中南大都市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因其在京广线上所处的中转站地位，首当其冲地饱受了民工潮之苦。
我走出出站口来到站前广场，发现这里的火车站已经不是用一个“乱”字可以形容的了。
广场内，很多人在广场上头抵着头睡觉，身旁堆积着各式各样的行李包……
场外，黑压压的人群肩抵肩拥挤着，行李包举过头顶……
在广场内睡觉的人们被汹涌而来的人群弄醒，纷纷站起来，然后又被拥挤倒在地上，他们拼尽力气站起来，又被推倒了。涌进来的人群中，有人倒地了，爬起来，然后又被推倒了……
售票厅内更是要爆炸一般，男男女女挤成了一道道结实的人墙，有拼命的汉子跳上了售票窗台，甚至有人不顾一切踩着别人的肩背往售票窗口前进……
几个身穿制服的治安人员被挤在人群里喊哑了嗓子却动弹不得。室内温度急剧上升，像蒸笼，又像油锅……
车站广播室播音：“3站台工作人员和保安请清理站台，准备接243次列车进站。”
我看见，站台已经是无法清理了，尽管执勤保安和工作人员挥舞着警棒和大扫帚拼命驱赶也无济于事，不知道从哪里钻进来的民工越来越多……
列车响起了进站的汽笛，工作人员无奈地停止了驱赶，得胜的民工们蚁群般聚拢在站台上。然而，姗姗来迟的列车却因为严重超员而无法打开车门。
民工们看见情势不妙，朝着打开的窗户拥去，踩着座位上的人头翻窗而入……
243次列车沉重地启动了，好几个车窗的窗沿上还露着几个无法进入的屁股……
凭着记者证，我沿路采访，辗转到了岳阳站的时候是上午的六时许，距离315次列车的发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
清冷的月台忽然热闹起来，数十名民工从东边的铁门和土墙上翻越进来奔向停靠的列车，他们打开了几个车窗，翻了进去。紧接着，又有几十个人翻过铁门进来，同样从车窗爬进车厢。
“旅客都翻墙进来了，车站怎么没人管？”一位女列车长从站台走过，说话的声音很快就被拥挤的人群淹没了。
七点三十分，随着女播音员的高声响起，大批公人员和公安执勤人员出现，进站口开始放客。
这时，各个车门已经被翻窗而入的旅客挤满，车门无法打开。
从进站口进来的旅客们眼看着无法上车，全都急眼了，疯狂地扑向各个车窗，拼命地捶打车窗玻璃……
站台上的公安人员和列车长、列车员发生了争执，甚至有公安人员挥舞警棒打了女列车员，然后被几个列车员团团围住……
广播播音再次响起：“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