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贵和众兄弟把我安顿在一家酒楼，然后他们就集体打车走了。
临走时，何一贵叮咛我说：“大哥你可以放心，那两个家伙没三个月是出不了医院的。再说了，他们都是些混混，也就是不法之徒，他们只敢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混，你在这里工作是市中心，那些王八蛋是不敢来的。你就放心好了，万一有事，随时通知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在南粤市受委屈的！”
虽然何一贵是这么说的，但一想那喷血的场面，我心里还是觉得后怕，一晚上都没法睡得安稳。
第二天上班，刚一到办公室，郑义就把一个小伙子介绍给我，说是新招来的发行员。
小伙子名叫刘小军，江西人，个子不高，肤色偏黑，一看就是一个老实人。
互相介绍认识后，我就把具体的情况以及工作范围给他作了介绍，并把已开发的报摊名称和地址交给了他。
我接手时，总共有二十二个报摊，经过这二十多天的努力，交给刘小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五个报摊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报纸每期印刷出来，已经有三十五个报摊在销售我们的报纸了，印数也从原来的两千份提高到了三千份。
刘小军确实是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接手发行后，尽管工资不高，每个月才七百块钱，但他不辞劳苦，任劳任怨，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他自己的收入也稍有增加，除了基本工资，每月的发行奖励也可以拿到三四百块钱。
当然，毕竟发行部门归我管，我还是少不了要操心的。每天下班后，我就利用空闲时间帮助刘小军义务跑发行，不断地开发新的报摊。
尽管如此，但同是外来人，我还是清楚的，一千多一点的收入，对于刘小军来说，日子还是不太好过的，除了几百块钱的房租水电，剩下了也就仅仅能够吃饱饭了。
于是，我就一直在想着怎样才能够提高刘小军的收入。
实践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分发给报摊的过期报纸都是回收的，但回收回来就堆放在发行部的办公室了，也就等于是作废了，只能当废品卖了。而根据我们的了解和部分报摊摊主的反应，过期的报纸还是有一定销量的，也还是能卖出去一些的。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回收了，直接降价出售给报摊。
我向报社建议，把原来每期送给报摊尚未售出的过期报纸不再回收，而是以半价的价格给报摊摊主，摊主的成本就降低了，卖出一份就等于赚到了两份的钱，摊主也乐意。报社这边呢，减少了库存成本，又可以将这部分钱拿出来奖励给发行员，发行员的收入也提高了，发行的积极性自然也就提高了。
伊总编听了我的建议后，大加赞赏，当即同意试行。
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压力就减少了，可以腾出手来做好副刊版面的编辑工作了。
印数五千，这对于一份新创刊的小报来说，成绩已经是很可观的了！根据消息，同时期其他几份新办报纸的印数和销量都没有超出这个水平。这个成绩，对于报社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每个编辑记者的工资也随之增加，大家对办好这份报纸的热情更高了。
印数五千，这对于一份新创刊的小报来说，成绩已经是很可观的了！根据消息，同时期内的其它几份新办报纸的印数和销量都没有超出这个水平。这个成绩，对于报社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每个编辑记者的工资也随之增加，大家对办好这份报纸的热情更高了。
为此，报社决定，把我每个月的七百块钱职位津贴提高到一千，并一次性额外奖励我两千元。
伊总编对我说：“你干脆不要给其他报纸写稿了，全心投入到我们的报纸吧。多写稿给我们自己，我们报社也是同样支付稿费的。以你的文笔，每个月也会增加不少收入。”
我明白伊总编的意思，就是让我不再给《广州青年报》提供专栏稿件。
其实，伊总编的要求并不过分，我毕竟是这个报社的人，却总是给别的报社写稿，情理上也是说不过去。
我当即找到《广州青年报》的秦编辑，说出了我的想法。
秦编辑很通情达理，说：“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新客家专栏也开了这么长时间了，虽然受到了很多好评，但读者的胃口也变了，也需要新的内容，报社也在考虑如何改变，既然你那边不方便，那就暂时先把专栏停了。但你也不能从此就跟我们断了关系，偶尔有好稿子也要给我们呀。”
我说：“那是一定的，毕竟我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回到报社，我把情况跟伊总编作了汇报。
伊总编很高兴，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北方人的性格，果断，不拖拉。”
下到二楼，我看见编辑部的门还开着。
走过去，看见郑义一个人在，其余的编辑们都下班了。
郑义说：“都下班了，你怎么还没走？”
我说：“还早，又不饿，晚点再吃饭吧。我正好可以处理几篇稿件。”
郑义说：“正好，我今晚也不回去，就在这里住，我去旁边的小菜馆弄两个菜，再买一瓶酒回来，咱哥俩喝两杯。”
我说：“你在办公室住吗？”
郑义说：“是呀，我晚上很少回家去的，多数时间都在这里，那不，那里有一张行军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