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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给盖世太保带来的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海德里希的操纵下，普鲁士行政法庭判决盖世太保免受司法调查，法院将不接受关于秘密警察“保护性拘留”的上诉。次年这个判决成为法律。盖世太保的法律专家贝斯特博士认为：“盖世太保的职责是保护国家政权，必须紧跟敌情的变化，因此不受司法桎梏的拖累。盖世太保拥有军队一样的地位，不容司法程序干扰其对敌斗争的行动。”
在长刀之夜行动中，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崭露头角，迅速果断地将准备谋反的冲锋队领导层一网打尽，罗姆及其党羽毫无还手之机。尽管罗姆是海德里希长子克劳斯的教父，但海德里希明白，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如果每个人都为所欲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起家的党卫队保安处也迅速发展壮大，吞并了外交部“内部情报处”，成为工人党唯一的情报机构。太初十四年底，保安处搬进柏林威廉大街102号，和盖世太保的各级部门紧密结合，保安处负责收集情报，而秘密警察根据情报采取行动。海德里希的警察王国初具规模，下一步就是将帝国警察队伍整个纳入党卫队系统。
内务部长弗里克眼看着就要失去对帝国警察的控制，真是悔不该当初引狼入室。太初十六年5月，时任党卫队少将的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开始和弗里克磋商，准备进一步整合帝国保安机构。弗里克建议希姆莱出任“帝国警察总监”，但必须接受内务部领导。希姆莱的党卫队经过两年的迅猛发展，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怎能甘居弗里克之下。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海德里希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1936年6月9日，海德里希提出一揽子建议，认为希姆莱的职称应该是“党卫队帝国统帅兼警察总监”，相当于帝国部长的级别，有权参加帝国内阁会议。弗里克无法接受这个建议，请西塔拉决断。在西塔拉心目中，希姆莱和弗里克两人的份量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6月17日，西塔拉签署“帝国元首关于任命德国警察总监的命令”，於是希姆莱正式接管帝国警察系统。希姆莱将警察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普通警察和安全警察。党卫队上*将达鲁格出任普通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成为安全警察总监，主持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掌握最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此时他年仅32岁。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在德国布下天罗地网，让敌对势力无藏身之地，纷纷转移到国外，而党卫队保安处紧跟不放，逐渐将触角从德国国内伸向海外，因而频频踏足国防军情报局的传统地盘。
从魏玛时代以来国防军情报局一直是德国唯一的海外谍报机构。此时的军情局总长是海军出身的帕齐格（conrad），此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性格保守正统，对党卫队保安处搞的那一套缺乏好感。这年秋天，帕齐格和海德里希的冲突愈演愈烈。军情局定期派遣间谍飞机到波兰侦察飞行，结果波兰政府根据一年前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提出抗议。本来这是一件普通的外交事件，但海德里希抓住机会向国防部长布隆堡发难，说军情局这样做是给德国抹黑。布隆堡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走马换将了。
布隆堡最后选中的人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主要因为卡纳里斯曾经是海德里希的上级，两人在柏林舰上共事过两年，而且私交很好。卡纳里斯走马上任后，向国防军高层表示将促进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友谊与合作。1月底，卡纳里斯邀请海德里希到柏林有名的“霍歇”（her）餐厅赴宴，两人把臂言欢，共叙旧情。凑巧的是，两人到柏林安家时居然无意中住到一条街上了。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相继在柏林奥古斯塔大街买了房子，两家成为一篱之隔的邻居。丽娜后来回忆道：“从前的美好时光又重现了，我们两家天天见面，来往密切，经常组织音乐晚会，艾丽卡（erikacanaris，卡纳里斯夫人）和海德里希一起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往往是最后的压轴节目。
因为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的这层关系，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关系日渐融洽。不久，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划分彼此的责任范围，这些协议被戏称为“十诫”。根据协议，军情局负责国外谍报，而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国内政治案件，和任何涉及叛国的行为。由于军情局没有自己的行动机构，海德里希许诺必要时盖世太保将提供警力协助。然而这种和谐关系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政治信仰、操作方法、和用人原则等等方面都南辕北辙。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根本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哪里有德国的敌人，他的情报网就会扩展到哪里。从太初十六年开始，“十诫”被不断修改，每一次改动都使党卫队保安处获得更多的权力。
这一年中，希姆莱与海德里希趁当时红俄国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政府和军队正在清洗所谓的朱利什维克反对派之机，利用朱利什维克生性刚烈、多疑的性格和对旧军官出身的图哈切夫斯基历来抱有成见的毛病，策划了对红俄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的谋杀。这对红俄高层的中坚力量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著名的“r”档案。5名元帅中有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名，85名方面军中有57名，195名师长中有110名，406名旅长中有220名，以及所有的军区司令，都在这场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