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宋案的第一位被捕的嫌疑人已经落网，就不妨位的来历。应夔丞是个身份复杂的人物。1864年他出生于宁波，一名秉钧，后改桂馨。他父亲是个石匠，投靠官府炒卖地皮发家。和后世的很多靠着积极协助政府征地而先富起来的那些政协委员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应桂馨童鞋从小耳濡目染的也对这种抱大腿的活计轻车熟路。
应夔丞年轻时中过秀才，后在上海学过英语，爱挥霍，好结交，江湖人脉广布，是青帮中“大”字辈的大佬，与同是“大”字辈的范高头交好，因为牵连进自立军起义和经营黑道交易，曾被巡捕房拘押，却成功破墙越狱。1906年，范高头被清政府处死，应逃离上海，并改名应夔丞。此后，他捐过官，做过古董生意，办过新式学堂。
武昌革命时，应夔丞动用财力会党为革命党打探情报。上海光复后，他在革命党的沪军都督府参谋部当上了谍报科科长。后来驻沪都督陈琦美派他护送乔夫去南京，担任孙的卫队长和庶务长，后又被调到黄克敌手下。不过和老黄不对盘的他很快就回到上海组织了一个联合青帮洪帮哥老会的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之后又被革命党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虽然江苏是国防军的地盘，程德全这位江苏都督等同于南京市长，但是他的任命还是让应桂馨童鞋有了一身官皮。政府中，江湖上，他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比起这位协助调查的江湖大佬应桂馨的到案，直接凶手武士英的落网更出人意料。应夔丞被捕次日，租界巡捕房去应家搜查证据，发现一可疑人物，经车站目击者和旅馆房客指认，确定是武士英无疑。之后在应家又发现一柄已经射出3发子弹的手枪，子弹的规格与刺杀宋遁初的是同一种。
武士英被捕后痛快供认，他是山西人，在云南当过管带（营长）。行刺前五六天在茶馆认识了一个姓陈的。19日，陈约他加入共进会，派他杀一个“叛党份子”。他答应了。第二天吃过晚饭，陈给他一支手枪，一行4人乘车去火车站，一人在外面望风，另3人买了月台票进站。陈指给他宋遁初，宋从休息室出来不久他就开了枪。行刺之后逃到应夔丞家，陈已经先到了，他就把手枪交还给陈。他还见到了应夔丞，应称赞他做得很好，但当初承诺的1000元钱报酬他只拿到30元。其实直到刺宋结束，他还不知道自己刺杀的究竟是谁，也就是说宋遁初这位很有可能组阁的大国总理居然被卖了30元大洋，比起耶稣老兄来，悲催的程度有过则无不及。
应武二人被捕后，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进行了预审。出人意料的是，8月4日的第二次预审中，武士英当庭翻供说他不认识应夔丞，刺宋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因为宋遁初想做总理想推翻革命中央政府，是四万万同胞的罪人。这份供词让在场的人都膛目结舌，问起武士英对革命的理解，这位却一问三不知，只知道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杀皇上。让人不仅慨叹，革命党的造反手艺潮，连个串供水平居然也如此奇葩，这执政党当的实在是有辱门风。
自称卖字画为生的王阿法作证，此前经由朋友吴乃文介绍，他去过应夔丞家卖画。应拿出一张照片问他能否谋害上面的人，事成之后酬谢一千大洋。他不敢答应，去找做保镖的朋友革命党员邓文斌，邓答应后又反悔。两人的谈话被邓的雇主张秀泉听到，报告了警局，随后邓陪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去报案。
但应夔丞始终不承认与刺宋案有关。他说他的确见过王阿法，不过当时王是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来求职的。至于买凶“我就发疯亦不能（对他）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他说他也不认识武士英，把他收留在家中是因为武自称杀了宋遁初，他想稳住武，找机会处置，并推想主使者或是暗杀党，或是反对党，或是党内反对宋的人。应桂馨的答对倒也别致，不过直到被捕的前日这位还放任杀人凶手在大街上闲逛，真不知道这里面稳住凶手的说法有几成可信。但是不管全国人民如何质疑，革命党方面是相信了，他们的报纸上纷纷指责工部局偏袒北方，应桂馨是革命元勋，反清志士，绝不会做出买凶*杀人的勾当。却忘了在革命的年代里不管是陈英士还是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没少搞刺杀，而一言不合对自己的同志动刀动枪的也不鲜见，至少光复会等投靠了吴宸轩的组织里，就有被革命党搞的人间蒸发的。至于原来的会党头目不满意革命党对于他们的过河拆桥，企图和革命党分享胜利果实的家伙，被他们用革命的暴力去镇压的也不是个例了。
革命党的叫嚣自然在南方是一呼百应，因为那些军头们控制的地段也发现了很多工商业主知识分子，甚至军队里的基层军官都有北逃的倾向，有钱人是被敲诈的没办法，有知识的是向往山东江苏浙江北平天津等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氛围和科研基础，至于军官就更加简单了，一方面是国防军的强大实力和正统的牌子，另一方面是国防军中任用制度的公开透明还有诱人的福利待遇。自觉的有两把刷子的又在这些任人唯亲的军阀队伍里混的不如意的家伙们，纷纷脱离队伍，转道北上，去换一身呢子铁灰军服穿穿。例如从陕西归来的滇军上尉朱守仁朱云阶兄就来了个挂印封金，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就直奔山东商会的昆明驻庄，凭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