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机构从诞生起就靠创造需求和满足需求来获取利润，而正常的政府机构可以靠税收和政府盈利性机构的收入，但是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
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共和初年的许多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
比如共和二年，赣督黄克敌向南京政府和国会提交绥靖地方成果咨文，除了提到江西剿匪的战果，咨文中还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
黄克敌说：山贼探知我军动向，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精壮匪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
看似非常平常的描述，但是这些土匪的作风显然是非常不专业的，或者说他们的主营行当或许就是农民**。难怪有的议员就会提问江西方面的代表：土匪也种地？土匪为什么要种地？
其实共和初期的很多地方，乡农与土匪只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是在一根标尺上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的点位，生产与抢劫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其实对比了原来匪患严重的多的北方省份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在严酷的剿匪战争后，各地的工商业也开始蓬勃发展，加上自治政府的公共事业投入，不管是铁路、公路、桥梁、水库、还是城镇、学校和各种下水道，几乎没有什么人是找不到工作的。地主的地租稍微苛刻一些，雇农就会在各地县乡政府的组织下进城务工，或者干脆在离家不远的工地上打工，还有夜校可以认字，最不济的也有电影学校的巡回放映，认识几百字和学点种植养殖的技术并不困难，所以很多青壮年都在政府组织下去务工了。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他们的经济体就是建立在对几十名甚至几户农民的土地占有上的，没有多少人是能够建立类似种植园经济的那种产业化的农业。现在官府，哦，是政府不再对以前签订的人身契约进行保护，而且还让人广而告之的宣传到户，这下子连死契的长工都可以自由的出去打工了，政府的调查人员一月一回的上门调查有没有虐待雇工，顺便提供外面的就业信息，看着诱人的工钱和条件，没有多少长工会留恋地主家的狗窝，地主敢反抗就是“非法拘禁罪”，再激烈点就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是死了人，家主拉去打靶，抄家流放都是应有之意。
北方除了一些流氓无产者之外，就没有多少人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而且就算是养活不了的也可以送到标准系企业在各地的“慈济会”，自治政府里的第一夫人王子衿童鞋虽然对人一贯淡漠，但是慈悲心肠还是非常丰盛的，所以在科技狂魔之余非常乐意的接受了慈济会会长的职务。这下子各地的政府和军方都知道“慈济会”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深，宁可得罪看上去还比较大度的吴总座，也别得罪这位未来的国母大人，虽然接人待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不过若是万一让这位女学霸给记下了黑账，怕是吃不了兜着走都没机会。总而言之，慈济会在各地几乎都成了当地的达官贵人太太团的首选，如果哪家的太太不能在慈济会里挂个职务，他家的主子都不好意思带着夫人和别家打招呼。所以王子衿某一天心血来潮，拿到报表翻看的时候，惊讶的发现不出三个月慈济会在各地市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九成九了了，比吴大官人的自治政府覆盖面都广泛，而且清一色的是当地官僚士绅出钱出地出房子，人员办公包经费，慈济会总会这边尽管下文管理就行，开个大会，连找来报销来前火车票的都没有，全自掏腰包了。比起某红会来，慈济会的上下可谓是相当的悲催，可惜共和初年的北方达官贵人们智商偏低，居然无人抱怨，反而纷纷捐款捐物的要加入这赔钱的行当，也算是当年的奇谭一桩吧。
可惜的是除了十一个北方省份之外的地方还是没有这种奇谭怪事的发生。
譬如天府之国的四川，熊克武熊哥出任了四川督军，虽然刘家兄弟和诸位袍哥未必服气，但是在陕西的国防军没打进来之前，熊哥的大腿最粗，他召开的整军会议大家还是给了面子去参加的。熊克武在会上要确立了各派系军队“就防划饷”的防区制。用当时参加会议的刘存厚的说法：“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经年，大多为此。”
刘存厚所用的“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