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许仙有时间了就会找老者聊一会儿，两人倒是聊得颇为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老者说姓名早就忘了，可以叫他钓叟。
钓叟虽然在西湖断桥垂钓，心里想着的却是国家大事，他的话题都是随着变法展开的。
楚国穷。
不是说楚国gdp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朝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造成财政匮乏。
楚国继承了后周的一切。
但凡一个国家是继承而来，那么免费获得国土、权力的代价，就是连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了过来。
不能只占好处，不付出代价，对不对？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建立大楚，免费继承了后周的国土、官员，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变，只不过换了一个皇帝。
后周的官员留在岗位上继续发热，在统一战争中为了减少反抗，南方十国的官员也大多留了下来。
不仅是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就连团练使、刺史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朝廷新设立的通判、知州等等，什么官都有。
此时，大楚朝廷是一锅大杂烩。
“冗官”的积弊，开国时就有了。
文彦博说：“非与百姓治天下，与士大夫治天下。”
怎么与士大夫治天下呢？
无非是分享利益。
在楚国，只要一人当官，全家都能受益。
从宰相一直到大夫，都有资格让子孙、亲戚做官。
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也荫庇了几十人。
再加上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商人授官......楚国官员的数量急速膨胀。
楚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楚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
这还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朝廷给官员的工资很高。
楚国工人、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只够一家人糊口而已。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就能达到12000钱。
宰相就更夸张了，月工资是40万钱，这还不算其他补贴、福利。
都说楚国是读书人的天堂，可不是嘛。
但享受着高福利的楚国读书人、官员，已经成为威胁肌体健康的恶性肿瘤。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问题。
大楚初年，边疆有辽国、西夏在闹事，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汴梁。
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每逢灾年，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把青壮年都安抚好，想起义都找不到人。
楚国逐渐形成辽国、西夏、汴梁三大重兵区。
有多少人呢，100多万。
楚太祖年间，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
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楚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禁军82万。
125万士兵的粮草、后勤、补贴、装备......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财政。
冗费则来自皇帝、官员的奢靡浪费。
皇帝嫁女儿、娶儿媳妇要气派吧、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旅游啊？
除了正式官员以外，那些办事员、科员等“吏”是没工资的，但也得养家吧？只能靠贪污受贿了。
大楚经济再发达，也经不起这么造啊。
大楚的花费很大，可收入却有限。
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德宗施行“两税法”，废除“租庸调制”，只收取地税和户税。
根据土地占有量和财产多少来交税。
后来因为家庭财产根本没法统计，只能盯着看得见的土地，所以“两税法”逐渐只征收地税。
为了扩充财源，朝廷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进入五代十国，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
这一切都被大楚继承了下来。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拆田地之类的事了，这也是“不抑兼并”的国策由来。
可问题是：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
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大楚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大楚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楚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
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
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
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大楚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大楚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
可在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楚仁宗末年。
几年后，楚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副惨淡光景：
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
可朝廷开销却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
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