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审讯巡人员对托卡乔夫的妻子做工作，希望她出面配合让其丈夫老实交代。最后，托卡乔夫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
按照托卡乔夫供认，他们要在6月13号进行接头，地点是位于彼弗琴科夫街的特鲁普卡。
并且在12点10分至12点25分之间，要以托卡乔夫家的小气窗打开为暗号。如果其它时间打开气窗，都视为取消接头。
于是，克格勃反谍人员赶到托卡乔夫家，并在12点10分准时打开气窗。
行动开始了，首先，克格勃反谍人员在接头地点事先埋伏，由一名专业人员化装成托卡乔夫进行接头。
与此同时，克格勃反谍人员注意到一辆车从美国使馆驶出，在托卡乔夫家绕行一周，随后向接头地点开去。
这说明，美国人看到了小气窗已打开。接头的时刻终于来了，但接头地点的一个电话亭里，站着一个看似不相干的男子，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从使馆驶出的美国人一直没来接头，而这个陌生男子却一直站在那里。
此时，接头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假扮托卡乔夫的工作人员，却发出了抓捕信号。
见此，抓捕行动迅速展开，埋伏在周围的克格勃反谍人员，全部冲了出来将那个不相干的男子控制住，与此同时，反谍人员同样将假扮成托卡乔夫的自己人也控制住，当着陌生男子的面，一并抓了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克格勃预先计划好的行动。
原来，这个不相干的人叫斯托姆·巴乌赫，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二等秘书，美国中央调查局特工。
其实，他早已进入接头地点的电话亭内，他一直等待从美国使馆开车出来之人的电话。如果发现情况不对，美国使馆之人就会电话通知巴乌赫撤离。
每个情报人员在从事间谍工作之前，都要进行非常严格的培训。除了一些技能上的训练，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就是，当一名美国中央调查局的特工被捕，不能说出自己所从事的情报工作，哪怕受到酷刑。
所以，美国情报机构的规定，要么服毒自尽，要么“否认一切”。
托卡乔夫间谍案，是1985年美苏两国情报机构较量的关键。在这场战役当中，美方损失了自己最重要的军事情报来源，托卡乔夫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化名为“斯菲拉”。
他在近7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向美方提供的机密情报。而他的存在，给苏联防御能力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据美方初步估算，作为一名间谍的托卡乔夫，为美国整整节约了1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因此，他们将托卡乔夫誉为“间谍一号”。并且，美国军方把其提供的情报，称之为“宝中之宝”。
相反，对苏联政府方面来讲，此间谍案成了克格勃史上最大的一个耻辱。
随着阿道夫·托尔卡切夫的被捕，还有代号“瘙痒”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此人是苏联克格勃驻伦敦的负责人，他对苏联内部体制极为熟悉，尤其是对苏联的核战略情报更是一清二楚，他也是美国了解莫斯科动向的重要情报来源。
此外还有代号为“自愿”、“百万”以及“重量”的十多名美国重量级的间谍接二连三都遭到了克格勃的逮捕。
在此之前，可以说是苏联从电子高科技到核战略，从内部体制到外部对抗方面，美国人正是靠这些间谍，对苏联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苏联人完全是在美国眼皮底下干活，毫无秘密可言。
这段时间也是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高速发展的时期，然而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重量级的间谍一一落网，这对于美国中情局来说无异于一场强烈的地震。
很快，托卡乔夫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宣判书上认定，他曾经向美国的情报部门，出卖了包括战略弹道导弹攻击反应系统和无线电电子打击技术在内的诸多的绝密军事情报。
而美国人斯托姆·巴乌赫因，被判不受欢迎的人并驱逐出境。当然，按惯例间谍之间可以交换，但克格勃不可能给托卡乔夫这样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用叛徒去交换叛徒。
1985年，又被称为“情报之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太多情报界的大事件。
1985年7月24日，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苏联代表团正按照日程造访意大利。令他们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个名叫维塔利·尤尔琴科的克格勃官员暗中监视，就怕有人借出访之名叛逃。
此君可是大有来头，当时的尤尔琴科职位为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一副处长，是安德罗波夫——日后的苏联领导人最为倚仗的得力干将之一。
在西方情报机构眼中，尤尔琴科是个大麻烦：他自律、敬业且“忠诚”，不近女色，不爱烟酒，表面上看又不贪财，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难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抢在科学家代表团之前开溜了。
“叛逃”——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具双面性的词之一了：一方面，绝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怀揣着相对高尚的理想与追求，作出这样的事情无疑也是可耻的；另一方面，能够被称为“叛逃”的人恐怕并非泛泛之辈，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齿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里十有八九都握着极其重要的筹码，它们甚至可以改变历史。
“叛逃者”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时，他们对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