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42年出生，有姊妹七人，六男一女。父亲排行最小，大伯父28年出生，比我父亲大14岁。
大伯父在当地传奇色彩很浓，一是他勤奋好学的故事让大家津津乐道，二是他年纪轻轻，在老家人眼里就当了“大官”，让人崇敬羡慕。
父亲兄妹七人，包括爷爷奶奶，这一大家子，随着大伯父事业沉浮而动荡飘摇，有生离死别，有妻离子散，非常曲折，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一个人的努力，一个家族的抗争，力量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大伯父非常好学，童年就有不俗表现，别人家的小孩还在玩耍，他就知道努力读书，老家人常讲，大伯父放牛时都会拿着书本，一边放牛一边背诵。
大伯父的好学努力，在他读完高中时就受到重视。奉新县刚刚被解放时，百废待举，人才奇缺，大伯父因此被特召入伍，进入南昌市，在省公安厅工作。
年纪轻轻，就担任过南昌市某区的首任派出所长，到55年或者56年的时候，已经是南昌市水上公安局的局长。
大伯父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家庭也无比忠诚，那时候他的工资大概有20来块钱一个月，积攒了不少钱，一直无私帮助爷爷奶奶，这一大家子。
爷爷奶奶用这些钱购买田地，置办家产，期间还用大伯父寄来的200元钱，在祖居故所旁，买下了一处老宅。因为他们的儿女都开始长大，成家立业，房子已经不够住了。
大伯父的无私，被这一大家子铭记心中，乃至到我们这一代，都记着大伯父的恩情，家族感情也因此显得特别亲近，在经历诸多变故之后，分散天南地北，一直不曾消淡。
解放之初，生活依然清贫，老家土地少，爷爷奶奶一家尤其苦些。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要张口吃饭，常常是吃了上顿，下顿不知道在哪里。
奶奶是童养媳，从小裹着脚布，就是旧社会所说的“三寸金莲”，走路都颤颤危危，不能劳作，只能操持些家务，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爷爷一人身上。
爷爷勤劳而又忠厚，国民党败退前夕，地方上无人愿意担任“保长”，“保长”类似于现在的乡长。地方无人管理，败退前的国民党**，找到爷爷，让他担任了当地的“保长”一职。
因为忠厚，也因为生计，爷爷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同时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在他当“保长”一天之后，当地就解放了，这一天的“保长”经历，为日后家族受冲击，埋下了伏笔。
解放之初，政策还不明朗，各家依旧为生计奔波，爷爷的几个儿子陆续长大成人。田地少解决不了吃喝问题，爷爷带着他的儿子，推着“独轮车”远走邻县乃至省会南昌，靠着贩卖些农用品，维持一家生存。
“独轮车”在老家相当普遍，用途很广，单独一个大大的木轮，两边是支架，后面是扶手，扶手上一般都绑着根粗大的背带，前面有时也会安一根背带，用来帮助拉拽。
使用时以手抓起两个扶手，将背带挎在肩膀上，然后就可以推行了。两边的支架，用来盛放货物，也可以坐人，省力而又轻便，可以上大路行走，也能在田间地头穿行。
“独轮车”不知道何人发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历来就有，山区少见，平原却家家户户普及。承载了不知道多少代人成长，承载着老家人太多记忆。
田地之中劳作，装运肥料、稻谷、秧苗，离不开它。远方行走，贩运货物，装载器材，购买物品，也离不开它。甚至娶亲嫁女，走亲访友，也一样少不了它。
小时候回老家，还曾经见识过“独轮车”娶亲，用大红布将“独轮车”包裹一新，新娘披着红盖头坐在“独轮车”一侧，另一侧坐着伴娘，然后就是抬着嫁装的队伍，敲锣打鼓，迎回男方家中。
抬嫁装比较有讲究，两根木头特制成杠，在山区则一般用两根通直的竹子代替。嫁装就捆扎在杠上，然后再在两头安上根横条，穿上帆布，前后各一人，帆布挎在肩膀上，手把持杠子，就能前行。
嫁装的数量越多，杠也就越多，说明女方陪嫁越重，越有排场。那时候杠的数量也是一种比较，争个高低比个长短，我估计“抬杠”一词，就来源于此。
“独轮车”娶亲，解放后一段时间内，是新社会新风尚，时间再往前推，一般都是用花轿娶亲的。时间再往后移，这种“独轮车”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老家已经再难见到，仅有的几辆，都被当作古迹保存。
生活的艰辛，最容易让人记忆，父亲就经常说起。他小时候，一直到八九岁还没有衣服穿，一到夏天就光着个身子，邻里各家情况都类似。
父亲对吃记忆也相当深刻，一日三餐一般都是稀饭，特别的稀，难见几粒米。主食一般是“糠饼”，碾米褪下的谷壳，和着米糊制成，吃下之后，难以消化，拉屎都拉的屁股痛，被父辈当作自嘲。
吃“糠饼”喝稀饭，一直伴随到父亲上大学，就读大学有大米饭，有白面馒头。假期回家，再次吃“糠饼”，父亲笑着说“很久没吃过‘糠饼’了”，话没说完，就被爷爷用烟斗头上重重敲了一记，长了个大包。
“没有我们吃‘糠饼’供你读书，哪有你大米饭白面馒头吃！”，父亲的玩笑竟然引来爷爷出奇的愤怒，从此父亲再不敢开这样的玩笑。
父亲对他的几个哥哥都特别尊敬，哥哥们长大辛苦劳作，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