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上午，激战了一夜的革命党人，按照起义中指挥部的命令，纷纷来到了蛇山下的咨议局。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公韧等。大家热烈地拥抱，握手，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起义的种种惊心动魂的场面和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
蔡济民一看革命同志到的差不多了，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经过我们的浴血奋战，起义已经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赶快组织政府，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响应。安民告示要马上贴出去，清点藩库要进行，治安还得要搞。总之，总之，要干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为全国所知道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现在大家得马上考虑都督人选。”
大家听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吴醒汉说：“我们不是已经定了总理和总指挥了吗？”蔡济民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前都不在武昌，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哪能等得及。”
公韧说：“我们还是再抓紧找一找吧？这领导人的问题可不是个小事。”蔡济民说：“刘公现在汉口，孙武受伤来不了，蒋翊武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刘英还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中，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远在香港、上海。现在能找的，只能是先想办法找到刘公和蒋翊武。”
蔡济民说到这里，马上派人去寻找二人。
李作栋说：“咨议局的议员和议长是各县选出来的，多少能代表点儿民意，我们是否可以利用他们一下？”公韧听了连忙反对：“不可，议员是什么玩艺？湖北能有选举议员资格的只有十几万人，他们也不过是十几万人里选出来的，这些人是替官僚地主和有钱人说话的，指望他们怎么能替老百姓办事？”
蔡济民考虑了一下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经过三次请愿，也对清政府烦得够够的，都表示有愿意推倒清政府的意向，从这一点上说，敌人的敌人也成了我们的朋友。不如，暂且让他们也来参加会议吧，听听他们的意见？”
公韧又说：“我可是有一句话，叫做养虎为患，老虎养大了，可是要吃人的。还有一句话，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张振武和吴醒汉也吵吵嚷嚷地支持公韧的意见，说：“对呀，对呀，他们那些人光会动嘴皮子，对清政府一根汗毛也动不了，我们流血牺牲的，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啊！”“他们和咱们恐怕不是一个心眼，别让他们来胡搅合。”
蔡济民停了一会儿，说：“可现在咱们正是用人之际，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强，他说的不对，咱们可以不听他的吗？”话说到这里，有些人不说话了，不说话也就是表示同意。
蔡济民又派人去请咨议局的议长和主要议员。
咨议局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说起来话又长了。
清朝末年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革命党，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的政权，建立共和体制。另一个是立宪派，主张用渐进的方式改革皇权政治，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作为清廷来说，前者是皇朝体制的颠覆者，坚决镇压，而后者是皇朝体制的修补者，允许其在皇朝体制内活动。
在这种大背景下，清廷对立宪派作出了状态，1905年派5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公布了“仿行宪政”谕旨，1907年下诏筹设中央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1908年规定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1909年降旨，表示决定立宪。由考察“宪政”到决定“立宪”，前后用了5年时间。最后于1911年5月弄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立宪派大失所望，群起而攻之。
早在1907年的时候，湖北省和全国其他省一样，积极进行咨议局的筹备工作。它是宪政改革的配套机构。湖北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为113233人，仅占当时全省人数25590308人的0.38。议员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用复选举法任之”，即由选民选出若干“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人投票选举议员。这离真正的民主选举相距甚远，但作为一次民选，在湖北土地上毕竟是破天荒第一次。选举结果，吴庆焘当选议长，汤化龙、夏寿康选为副议长，刘赓藻等17人当选驻会议员，刘耕余等人为后补驻会议员。
湖北咨议局当选议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如《汤化龙行状》中所说：汤化龙，在光绪壬寅年，乡试中试……旋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见世变益亟，朝局至不可问。发愤谓：“政治不革新，亡国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他自请送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在日本与同乡倡导湖北教育会。后来回鄂，筹备立宪的各项事情，为立宪奔走呼号，被人称之为“宪迷”。
其他议员张国溶、刘赓藻、胡瑞霖等人都与汤化龙有类似的经历和思想。他们以较为丰富的经验和多变圆熟的处世之道，在武昌起义前后的湖北政坛上，乘风破浪，际会风云。皇族内阁建立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宪派对清廷的希望完全破灭，各省人士相约到京，发起“倒阁”运动，企图夺取政治的主导权。
1911年5月，汤化龙由鄂入京，从汉口出发，送行者达万人之多。汤化龙对送行的人发表演说，我这次进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北京举行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上，立宪派人士一致认为，必须推倒皇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