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之意。
张绍曾觉得自己这样很对不起黎元洪，只是自己身不由己，抱歉而又无奈地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旨在提醒黎元洪也要多加小心，他知道接下来黎元洪这个总统的日子也会很难。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应该是有人策动。
有代表煽风点火：“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
黎元洪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他对军人闹事从来不客气。
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
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
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还算恭顺，便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也随之而退出。
八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一万人，举行国民大会。
一个姓叶的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
叶某说完，又有多人登台演讲，个个慷慨激昂。
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
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七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和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一时间，北京城内外，充满了一种恐怖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一起，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
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
外交使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陷入四面楚歌的黎元洪。
九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一位国元家首，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可说。
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越发严重，从九日开始，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撤走。在此情况下，黎元洪也只好困守东厂胡同，不再去总统府。
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各国联军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七时，警察便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
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体面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
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意捧场。但是，在散会后找不到高凌霨、吴毓麟，便又出尔反尔打了退堂鼓。
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明态度。说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任性妄为，不要让“老帅”（指曹锟）落千秋骂名。表示吴本人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十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
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
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三时才散走。
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