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李鸿章命水师提督丁汝昌派军舰两艘，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抽选淮军一千五百人，向朝鲜进发。
但是，当中国军队在路上时，日本的先头部队四百人已经先期到达。
为了遮人耳目，对外声称这四百人是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朝赴任，并保护日本公使馆免遭起义军攻击。
这样不同寻常的兴师动众，引起了高宗李熙的惊慌，立找袁世凯讨主意。
日本方给袁世凯的通知是大鸟圭介只带二十名巡捕回任。
事情都已经明了，袁世凯不出去核实，仍一味的相信大鸟圭介。回复李熙：大鸟圭介不喜欢多事，只带二十名巡捕，自无打仗之意。
六月六日，中国按事先约定，告知日本中国出兵朝鲜。
六月七日，日本答复中国，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正式通知，日本军队已经进入朝鲜。
然后威胁李熙，不能同意中国军队来朝鲜，以防擦枪走火，把朝鲜变成中日的战场。
李熙惊恐万分，连忙告知袁世凯。通知中方，清军到达后不要上岸，也不要再增兵。
袁世凯不做理会，答复李熙：“日本出兵，朝鲜应当力加阻止。如无力阻止，中国也要调兵蹑防。”中国没有不出兵的道理，是不是进兵朝鲜？“惟视全匪存亡，不能因倭调兵遽停进”。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还对日本出兵朝鲜的严峻形势缺乏应有的重视。
六月八日，大批日军队开进朝鲜，袁世凯此时才看到大事不妙。
马上致电李鸿章：“倭来甚锐，似非有得，不肯遽去。”
但他还对日本存有最后的幻想，安慰李熙：说日本出兵意在“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且勿惊极”，坚持认为“欲速退倭兵，唯有速图剿匪”，这样就可以使日本失去驻军朝鲜的借口。
而此时，东.学.党.起义人员，已退出全州，日本人还在继续开进朝鲜不止。
日本看到自己的目标已达成，军事部署已近完成，正式和中国摊牌。告之中国，日本军队进入朝鲜与否，进入朝鲜多少人，中国无权干涉。
清**为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提出两国同时从朝鲜退兵，日本根本不理。
为了阻止日本继续的进兵朝鲜，袁世凯敦促朝鲜**与日本交涉，同时请各国公使出面干预。
大鸟圭介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
经过谈判，双方约定不再增兵。大鸟圭介说一套做一套，继续增兵不止。
而袁世凯却信以为真，电告李鸿章不要增兵。
这样一来，二国在朝鲜的兵力越发悬殊。
当东.学.党.起义已经完全被镇压，清**以朝鲜乱局已平定，要求中日按原约定同时撤兵，但日本根本不加理会。
袁世凯终于看出了日本的真正企图，是想处心积虑的挑起中日冲突，把中国赶出朝鲜。这时才和李鸿章说实情，宣称局势有多严重，请求大举增兵。
幸亏有这份电报，否则，袁世凯是会很麻烦的。别说是官位，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知道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李鸿章不会不知，出兵朝鲜已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和日本之间的一场大仗；甚至是二国的全面战争。这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能力？在不在李鸿章的权力范围之内，先另当别论？最根本的是自己这边还没有任何准备呀！
也就是说，由于袁世凯地自以为是及其提供的虚假信息，机会已经错过了。
日本控制朝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李熙对外宣布：朝鲜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和任何国家都没有所谓的宗藩之类的关系。
也就是把朝鲜问题和中国彻底脱勾，日本在朝鲜干什么？都与中国没有关系。
李熙不知如何是好？找袁世凯商议。
袁世凯现在不敢轻易自作主张了，发电请示李鸿章。
李鸿章也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袁世凯没有办法，只能指示李熙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且一再要求李熙坚决顶住日本的压力。
这么大的宗主国不能为藩属提供保护，反而要求弱小的藩属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怎么可能？
李熙除了对日本的要求一切照办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袁世凯这个时候，不但不检讨自己的失误和无能，反而把责任都推到李熙身上。说他是：目无上国，冒天下之大不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身上又沾染了一个官场官员的恶习：出了问题，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不足。即便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也要想法设法的甩锅，把责任搞到别人头上，或者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和原因。
像袁世凯这一类的某些居于高位之人，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永远正确，总是有理。
在他们看来，他们怎么可能有错呢？他们怎么可能犯错呢？如果他们有错，如果他们犯错，世人还能尊重他们吗？还能还拿他们当回事吗？不是要威信扫地吗？那还了得？
其实，他们错了。那些真正品格高尚的政治家，人群中那些胸怀坦荡的首领级的人物，他们的高风亮节恰恰在于他们总是善于和不断的查找自己的不足，找寻自己的毛病。
而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开说出自己的毛病和不足。而正是这样的人，反而会得到世人更强烈的拥护和尊重。而且，这拥护和尊重是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