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的时候天空是灰蓝的，云层很薄，看不见星星，也没有月亮，巷道里一片死寂，偶尔有老鼠觅食的声音，不知哪里投过来的微弱的灯光，足以让我辩识出自己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条狭窄的楼与楼之间的巷道，不算长，大约20米左右，一端通向一条略微宽敞和明亮一些的水泥甬道，一端是更昏暗的更狭窄的巷道，也可能是堵墙，太黑了，看不清楚。
我正躺在一个大的长方形垃圾箱里，身上压着几个黑色的胶带，里面应该是各种生活垃圾。有些袋子已经破损，沾染的到处都是各种粘稠的感觉，周围弥漫着酸臭腐败的味道。没有办法判断时间，可能是凌晨，也可能是子夜，但区别不大，总之这是一个适合潜逃或者实施罪恶的时间。
我尝试挪动了一下身体，疼痛立刻传遍全身，一时无法准确定位疼痛的根源。缓了一会儿，企图把身上的垃圾袋推开，才意识到右手臂动不了，可能是脱臼了，也可能是骨折了。
我挣扎着用左手推开垃圾袋，又去摸了摸两腿，左边大腿上的枪伤明显还在流血，已经疼到没有知觉了。右腿也是勉强可以弯曲。我侧过身，用能动的左手扒着垃圾桶边沿，把右腿搭上去，在把左腿搭上去，然后把身体一点一点向外滑动，直到重心移到垃圾箱外侧，整个人便从里面掉出来，笨拙的砸在地上。
我忍着传遍遍各处的剧痛，又一次调动全身的力气，朝明亮的地方爬了爬，然后靠在墙角坐下，借着微弱的灯光检查一下自己的伤势。右腿枪伤，左腿看着是完整的，疼痛可能来自扭伤或者拉伤，左手没有伤口，右臂应该是骨折加脱臼了。我摸了摸脸，血糊糊的感觉，估计也是有外伤。我捡了一个黑色的袋子，拧了成绳子绑在大腿上止血。又摸索了一下全身的口袋，钱包和工作证还在，手机不见了。
想起来了，为了转移视线，引开追踪的人，我把手机扔到了商场里。幸好当时反应及时，不然估计现在已经不知道横尸哪里了。虽然现在也不知道在哪，但至少还活着，至于能活多久，就取决于是我先爬到医院完成救治，还是那些人先找到我完成灭口。而就医这件事本身就很危险，我腿上的是枪伤，任何一个接诊的医院都会向警方通报，这等同于自投罗网。可从伤情看，不及时医治，我有可能会因失血过多或者伤口感染而死。
对了还有那把枪，汪杰的枪，我又努力爬回垃圾桶，在里面翻腾了半天，找到了那把仅剩一发子弹的手枪。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远程抓捕任务，最终竟演变成了我的“畏罪逃亡”。从抓捕人员到被抓捕对象，瞬时的角色转换，是有多么滑稽。还谈什么沉冤昭雪，谈什么捍卫正义，谈什么严格执法，我连自己的清白都没办法保证。
接下来要怎么办，我能去哪里，谁会相信我，我坐在原地，认真梳理了一下从重启旧案开始，到我被迫逃亡的过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谁，陷害了我。谁，又在暗中帮助我。人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忽然变得格外冷静。这也许就是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
我一路都在追着逃犯走，我到新疆的时候，嫌疑人已经离开新疆，一路南下，到了深圳。我马不停蹄的奔赴深圳，刚到深圳就被告知嫌犯已然到了澳门，准备再从澳门过港，逃亡国外。等我准备在香港关口拦截，嫌犯又折回了深圳。
如此一场打地鼠式的追捕，让人不禁恼怒。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怀疑警队内部有鬼。但由于这个案件牵涉的范围太广，不好推测具体哪个环节、哪个人出了问题。我逐步缩小信息的传递范围，希望能够变被动为主动。而嫌犯不知为何，一直徘徊在深圳周边。
早晨，我得到当地警方线报，据说嫌犯出现码头附近的城中村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知会从总部赶来协助我的杨历帆，只是让当地警方指派的配合人员汪杰开车带我到线报地点，进行蹲点排查。
我们在城中村的里蹲守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嫌犯终于出现，他形色匆匆，进了一栋8层的板楼，板楼的结构有点类似工厂的员工宿舍，一侧是开放式的走道，一侧是露台，每层有大约六家，楼梯就在这六家住户的一侧。
我和汪杰悄悄跟在后面，他沿着步梯上楼，一直到6楼，进了靠近楼梯口的第一个房间。我们守在门口，听着里面的动静，他进去后，接了一个电话，然后是长时间的静默。我和汪杰交换了一下眼神。汪杰便上去敲门，我躲在后面。汪杰连着敲了三遍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
我意识到不对，冲到走道边往外看，刚好看见嫌犯正挂在6楼的空调机上，准备进入楼下住户的阳台。他刚好看见探出半个身子的我，立刻加快了动作，冲进楼下。我一边喊汪杰下楼，一边往楼下跑。等我冲到楼下，嫌犯已经冲出房间，沿着楼梯往下奔逃。我在后面紧追，汪杰跟着我追下来。嫌犯冲到楼梯口时，正巧有个快递小哥抱着几个箱子在上楼，小哥后面还跟着一个孕妇。嫌烦上去就掀翻了小哥的箱子，出楼道，跑了。我跳过箱子，看了一眼被箱子撞倒的孕妇，她坐在地上，捂着肚子，表情异常痛苦，我朝汪杰喊道：“快叫救护车”。然后就追了出去。
我跑到路口，嫌犯已然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跑了，这时汪杰追上来，我们两个于是分头去追。我沿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