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写出信后就盼望着陈du秀的回信。
如今帮派、美英日各国、江浙财阀都以表示支持蒋介石反共，如果再得到武汉的汪精卫支持，那自然再好不过了。便打算拉汪一同反共“清党”。然而他又顾及面子，觉得不好直接去找汪精卫。这时，为蒋介石反共到处奔走的吴稚晖，便主动承担起了在蒋、汪之间牵线搭桥的任务。
5月15日也就是薛林写信后的第二天，汪精卫在国民党右派吴稚晖等人的邀请下来到上海，此时的汪精卫是武汉政府的重要人物，虽然还不是武汉方面的执政者。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现在还处于不合法的状态，并且蒋介石还未公开表示要背叛武汉政府。
自从上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迫出国后，期间蒋介石虽然有请汪回国的电报，但汪精卫知道并非出于其本心。此次来到上海，是因为国民党几位元老极力邀请，但汪精卫不愿与蒋介石纠缠，所以不想在此多停留。
在汪精卫到上海的当天，吴稚晖就去找汪精卫晤谈，以探汪的口风。吴稚晖将蒋介石等上海一班人的意思讲了出来，希望汪精卫答应与他们一起干。
汪精卫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共chan党人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chan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吴稚晖急忙说：“你先前在外国待了段时间，后由长期在武汉和那些亲共的人在一起，尚不知目前共chan党在上海的种种情形。现在武汉方面要罢免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了。”
汪精卫听此言，当即说：“不会吧，我在武汉未有所闻，如果真是如此，我愿与大家共同反对。”
吴稚晖见汪精卫这样说，立即感到有了希望，遂将对汪精卫的称呼改为了“先生”，说：“我也甚愿先生能负调和之责，但须有切实办法才行。我有三件事求先生：第一，倘若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第二，先生能否负责阻止上海暴动？第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与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其意很明确，就是拉汪精卫下水。
“大事由我负责，这是要拉我下水啊。”汪精卫在心中想着。
想到此，汪精卫连连摆手，说道：“若形势真的发展如此，上海之事由你们掌控，我不宜过问。”
吴稚晖经过试探，感到汪精卫有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蒋介石在听了吴稚晖的汇报后，决定亲自出马与汪精卫见面。
5月16日，蒋介石发电给国民革命军各军将领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唐生智等，表示衷心拥护汪精卫执政。
当天，蒋介石与汪精卫这两个一年没见的政治对手，坐在了一起。在座的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等。
当汪精卫听蒋介石等人要反共“清党”后，知道这是要与左派执政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便说：“介石，如果你执意清共，势必会与武汉为敌，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毁灭，共chan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军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蒋介石表现出一副舍身救党的样子，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担负起来，决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chan党分离，就是将来国民党失败了，我个人可以负这个责任的，说国民党之消灭完全是我蒋介石一个人搅出来的也可以。如果共chan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只要把共chan党消灭了就好。”
汪精卫知道蒋介石不是信守诺言的人，但又不好说出来，正是犹豫间，又听蒋介石说：“你不要回武汉了，你回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chan党的工作也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然而汪精卫明白，一旦到了南京，就会完全受蒋介石的控制，哪里还有他主持一切的权力。所以他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与共chan党分手还没有到时候。其他人见汪精卫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插话与他争论起来。
其实，汪精卫之所以不同意蒋介石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不是担心共chan党，而是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所以他心中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chan党问题。
辩论中，汪精卫站起身，环顾四周说道：“总理生前定下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各位都是我党的重要人物，如今北伐尚未结束，就要祸起萧墙，我们在百年之后，怎么面对总理？”
汪精卫说道这停顿了一下，看到有几位委员已经默默的低下了头，汪精卫见此大声说道：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是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汪精卫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