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场血战打得昏天黑地。范立辙心想完了，他估计就要这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心里虽然这么想着，但手上不带停地向敌人投手榴弹，严守阵地，一直守到援兵上来。终于瞅了个空，在敌人还未反应的时候他已经拉着了手上的手榴弹一甩一个侧滚，然后趁机爬上了壕沟。
与此同时他第二颗手榴弹又掏出来了，在第一颗爆炸的爆炸声中第二颗的手榴弹也甩出去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身旁的手榴弹就是最好的武器。但是即使敌人的队伍里传来一阵惨叫，但没死的端着枪往外头胡乱扫射，四五个手榴弹也扔出来了。
飞机大炮一遍遍轰炸山头，嫌那山太高削去了一米多。
范立辙一路爬着，由于腿受伤，爬不快，很快他又被炸伤。昏迷了一会儿他终于醒过来，往己方阵地爬呀爬，终于爬了回去，昏倒在自己人的阵地上。等候多时的聂道宁坚持着不肯离开，非要等着范立辙，随后和范立辙一起被送往了后方根据地。
这一仗范立辙的腿上让炮弹炸掉鸡蛋大的一块肉，几乎残废。等范立辙醒来已经到了医院。那个地方在一个山洞里头。血腥气扑鼻。经常也会有飞机轰炸。很少听到有人嚎天呛地的，疼得受不了了也仅仅是哼哼几声。大家互相照顾安慰，互相帮着换药，尽力帮医生护士做点事儿。
很多重伤员活活疼死也不喊叫，就那么悄没声的走了。几尺白布一裹连棺材也没有，抬到山后就埋了。人太多了顾不过来了！
范立辙几乎没了命，聂道宁一直守护在他身旁。范立辙的一根肋骨摔断，一条血肉模糊的腿差点被截肢，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于是他的前线生活终于结束。
他被送往国内进行治疗，聂道宁也和他一起回国。回国之后在医院里，让他们震惊的就是精神病。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卧倒卧倒”的乱叫。这样的人一般很快就被带走了，可是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全身包裹得像个木乃伊的范立辙对聂道宁说：“若不是我们俩一直扛着互相安慰着，我们估计也成了这群精神病人的一员。”
聂道宁听了长长叹口气，一是为了庆幸，二是感觉到了一种欣慰。他握住范立辙的手，说：“兄弟，咱们来结拜吧，我比你年长两岁，以后你就叫我哥好了。”
范立辙从绷带后面费劲地笑了，嘴里说：“成啊，太好了！”
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大难不死的两个人随后因伤一起转业复员。聂道宁听从父母的意思，就近分到了大连军区警备司令部通信处当通信员。
聂道宁问范立辙：“兄弟，你是转业回家，还是咱俩人还是在一块儿？你也申请到警备司令部当通信员吧？一起好有个伴？”
“行啊！”范立辙想也没想地就同意了，在他的心里，聂道宁已经是他血浓于水的亲兄弟了，他对聂道宁也有一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感连自己的亲兄弟也未必能有。于是他二话不说，就跟随聂道宁打了报告，一起转业去了大连军区警备司令部。
都说军队是个大熔炉，战友情是最真挚的情怀，当过兵的人一辈子都忘不掉自己的军旅生涯，而范立辙，不仅忘不掉，更比其他兵种对业务更加记忆深刻，因为，他成了军区通信站无线连的一名报务员，而聂道宁则是通信员。
一年报训班的训练使范立辙对密码已经到了条件反射的状态，这是一名合格报务员必备的本领只有达到条件反射的功力才能耳朵与手无缝配合，他都已经练到最上层功力了，那就是耳朵听报，手不断地抄，或者眼睛看着报文，手在电键上飞快地跳跃，而无论是收还是发，同时他的思想还能溜号想别的事情。
经过一阵子的疯狂学习，范立辙的成绩突飞猛进，剩下的时间为继续巩固阶段，他的学习也变得轻松起来。部里还专门在会议中表扬了他，这让他很是高兴。但是更高兴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在单位里参选入党积极分子，通过民主选举，范立辙在不记名投票中得到了夸张的票数。范立辙心想，能当上预备党员，这帮弟兄们功不可没呀。
聂道宁就没那么幸运了，虽然得票也非常高，但他所在的通信班总共就两个入党名额，处长还是把另一个名额分给了连部通讯员。一票否决制在稀缺资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看到聂道宁情绪有些低落，一向以聂道宁为天的范立辙也高兴不起来，他正踌躇着怎么劝慰聂道宁，聂道宁却朝着他笑了，“唉，这些都不算啥事的，咱们还是有乐子的！”
聂道宁说的乐子，其实就是他唯一的爱好，那就是集邮。聂道宁自小就喜欢集邮，多年积攒下来，收藏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可以说他特意申请到大连警备司令部就是冲着邮票来的。
1953年2月，为了优待军人寄信，邮电部准备发行一套“军人贴用”邮票，邮票共3枚，面值均为旧人民币800元，图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徽，军徽下面印有“军人贴用、中国人民邮政、800元”字样。第一枚底纹为橘红色，俗称“黄军邮”；第二枚底纹为紫色，俗称“紫军邮”；第三枚底纹为蓝色，俗称“蓝军邮”。
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