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一条上喻只是让大家群情激愤、义愤填膺的话，那下一条上喻可真的让所有人的都闭上了嘴巴。不是大家心服口服无话可说，而是吓的不敢说话。
第二条上喻只有一句话：取消各地所有火耗。各地税银均不再融炼而一并律存入大清银行，其火耗由大清银行统一制定，产生之火耗由大清银行向朝廷交帐。
“火耗”起于明代万历年间，原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清承明制，清初的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只是“火耗”不断加重：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数倍于正赋。虽然顺治、康熙年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作用，以后也就默认了。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所收之火耗通常会比实际损耗多，也就是耗损银两造成损失外，所有地方养廉银及公费亦从此名目支出，久而久之变成合乎法规的附加税。称为火耗的附加税，虽说仍要明列。但在收取标准与数额通常视地方税收与民情等不一由地方官说了算。部分帝王，如雍正亦曾主张火耗归公。也就是此附加税必须全数上呈解交户部统筹运用。但事实上并没有起到做用。
久而久之。火耗就成为各地督抚们明目张胆截留自用的重要来源。有了自己财政来源的地方督抚们，也就有了对抗中央的信心。光绪曾经私下让林启兆秘密估计过火耗总额。今年离年未还有一个半月，朝廷税收就已经超过九千万两，而地方火耗总额保守估计就高达二千万两以上。
除了火耗外，原本厘金也是地方督抚们重要的财政来源。厘金创行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实即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创收之初本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随之所涉及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截至光绪十一年，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发展，对于商业税的征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先决条件。其实。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就有人请征商税，以充实财政。道光二十三年，有人认为征商太轻，仅关有征而市无征，一般富商大贾拥资营利而不纳赋税，与农人比较起来，负担实在过于不均。于是，奏请征商税。因为此时，五口通商已过十年，清国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商业税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
捐厘推行之初，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清政府始终未能完全将厘金正式纳入财政体系，“各省厘金实收之数，竟数倍于报部之数”。以至后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之税制，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这一。曾国藩创办湘军，没有朝廷经费辅助，一切均要设法自筹。厘金就是曾国藩的财政来源，由此可想而知，厘金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所以，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使得“弹丸一隅”之地，“此去彼来，商民几无所适从”。甚至江南、江北军营各自为了争夺饷源，还发生越境设卡抽厘的纠纷。太平军灭后已有废除厘金之议，但因改益过巨，遭到地方疆吏的反对，政府难以放弃，“只宜严禁重科，万不可骤议裁撤”。相反，征厘的关卡和货品名目却在不断的增加。
只是，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是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本国货物在市场上的流通，却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清廷为镇压太平军的需要，设置的厘金却削弱了本国商品竞争力，以至于地方割据势力抬头。
但是自从光绪以皇帝的名义创立的顺风物流成立并运行以来，特别是随着顺风物流兼并各家镖局以后，顺风物流将自己的生意已经做遍整个大清的大江南北。因为没人敢收皇上的关税、路捐，使得顺风物流公司以极低的成本运行。也因为顺风物流的价格低，安全性、时效性都好的原因，使得顺风物流的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就连大一点的镇子上都有顺风物流设立的营业网点。其经营的货物也不再限于朝廷物质，洋人以及民间小件的送递也纳入顺风的营业范围。顺风物流经营这三年多下来。可以说整个大清90的货物是通过顺风物流周转。也因为顺风物流不再缴纳路捐、关税，这也使得厘金制度名存实亡。
而失去厘金这一重要来源的地方督抚们，本来就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皇上再明旨要取消火耗，这跟本就是斩断了地方督抚们的财政来源，失去财政的地方督抚们就只能听从朝廷的安排、调遣。而且可以想像的到的是，失去独立的财政来源地方督抚们就再也养不起自己的私兵，如果向朝廷索要军饷，那皇上也一定会以精兵减政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对各地部队进行整编，就如同改编两江一样，进而将军权也一并收归朝廷。如此一来。失去财权、军权的地方督抚们就真的只能听朝廷摆布了。
取消火耗的旨意一但颁布，地方督抚们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群起而反对。那么地方与朝廷的对抗就不再是以前那阳奉阴违，而是会摆到桌面上公开化、白热化。所以这取消火耗的旨意，无异是朝廷对地方宣战的信号。如果皇上能赢得此战。那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