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么做却给后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错误，大多选择“为长者讳”。但是朱宜锋并不在乎这些。他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已经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头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东西的时，自然也应该直面其犯下的错误，更何况，这会给外人制成一种假想连自己的祖先犯的错都可以指出，那么面对类似的错误，谁还能再说出一个“不”字。
但是当这话听在郭嵩焘的耳中，让他浑身勐然一颤，为人臣者，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应该听。
怎么办？
犹豫间，郭嵩焘的眼前勐然一亮，连忙开口说道。
“殿下，删书者焉止高皇，秦无道方才“焚书坑儒”，高皇删书之后，实是圣人之道！”
为了给朱元璋洗地，郭嵩焘甚至不惜搬出圣人来。
“圣人得帝魁之《书》三千三百三十篇，删定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而高皇帝删书亦是合圣人之道……”
郭嵩焘的话让朱宜锋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统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孙子删书这个真假难辩之事给说了出来。但是臣子这么给高皇帝洗地，作为子孙后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实之前在道出这句话时，朱宜锋的视线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并不后悔说出这句话。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并不意味着没有犯错。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件事儿上他就做错了。
“高皇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删以《孟子》85条，但其亦知文不可尽删，仅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以供士子专考，可却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书，但是高皇却未曾想到，其无意之举，却由此开以中国删书之河，”
因为认了朱元璋作为“先祖”，那就必须要为其行为负上一些责任。
“至满清时，满清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满清以异族蛮夷入主中国，为维持统治，更是推行文字狱，以文入罪。删改天下之书，焚书数万，更是为维持统治，肆意删改儒家学说，以至于儒家完全沦为其工具，成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满清祸国如此，实是可恨至极！”
郭嵩焘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来。点点头算是认同的他的这个态度，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代君王随意修改后的儒家。”
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说儒家愚民的必须要先区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代儒家。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儒家的发扬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变态”。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朝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朝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