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车子调头，再回过头去看厂房的大门处，看见有个人影站在阳光后面的阴影里，一动不动，背影凝重，像电影的一个镜头，无限荒凉。我仔细地看，也辨不出那个人影到底是谁，可能是代芙蓉，也可能是和她一起来的那个瘦瘦的男人。
发动车子准备走，胡海莲突然追过来，一边脱白色手套一边弯下腰来敲开车窗，泼辣辣问我：“喂，你怎么会知道现场有个篮球？”
我笑笑，眼睛再往厂房大门处瞟，刚才那个荒凉的人影走到里面去了。我移回目光看着胡海莲，不言语，意思是等一会你就会明白。
她朝我翻白眼：“不说就不说，有什么了不起，下次你再想从我这里套什么信息，可也不能够了！”
我笑她这点小脾气，正想回答，她却在那里自言自语起来：“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个篮球在那里，太突兀了，但是从篮球上的血迹和颜料判断，应该跟命案有关，想不通。”
我再往厂房大门那边看，想了想，点头回答她：“是，有关，那个篮球是给受害人踮脚用的，凶手把绳子调到刚刚好的长度，受害人的脚尖能碰到篮球，但又不能完全立稳，非常辛苦，等到筋疲力尽，放松脚尖，篮球滚开，绳子勒紧喉咙，就没活路了。跟前面几桩一样，非要对方吃够苦头才被致于死地。”
她瞠目结舌看着我。
这时王东升从里面出来，站在水泥路上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看见我，便走过来跟我聊了两句。
他的一个手下拿第一轮现场搜证和初步验尸的材料过来跟他汇报：没有脚印和指纹；死者为三十至四十岁的女性，有过生育史；现场没有任何身份文件，需要进行面貌复原寻找身份；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大门口水泥路旁边的黄泥地里有两道很深的轮胎印痕，应该是凶手的车子调头时留下的，已经取样。
我慢慢地听着，听到对死亡时间的判断，想起早晨老懒打过来的那通诡里诡气的电话，问我今天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人在哪里。他查我的不在场证明，查得很不认真，仿佛只是随口一问。我想他应该不至于真的认为我是凶手，但他一定对我的身份起了疑心。
而后又听说水泥路旁边有凶手使用的车子调头时留下的轮胎印痕，便扭脸往那边看了一眼，是有两道不怎么明显的辙，刚才却没注意。
我怕漏掉什么，所以还是下车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在脑中模拟出一辆商务车的大小，还原车子当时来去的轨迹，并沿轨迹走了一遍。
我因为查看车轮痕迹走到厂房门口时，很无意地抬头往里面看了看，刘毅民和两个记者都在里面，那个木质黑框眼镜的男记者也正好往外看了一眼，我们的目光就撞上了。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迅速闪开。因为隔着几步路，加上时间短暂，没看清他脸上的表情。
我又回到水泥路旁边蹲下身看两道车辙印，觉得没什么用，鬼都不能从那么点痕迹判断出什么。而且就算判断出了又能怎样，之前已经有人证实郁敏下火车以后上了一辆银色的七座商务车，警察总不能把全城这样的车子都作为嫌疑对象一一排查过去吧。
我跟王东升说：“解剖时注意尸体胃部和食道，如果没有猜错，死者被割掉的舌头应该在里面。”
王东升的脸难受了一下，问我怎么会这样猜。
我朝大门处呶呶嘴，说：“不是我猜的，是那个记者猜的。”
然后我上车走了。
说真的，就这起连环案来说，还真不能对警察抱什么希望，他们不可能抓到凶手。
绝对不可能。
拐弯的时候，再回头看一眼那间厂房，泼洒在窗户玻璃上的红色颜料在阳光的照射里呈现出一种古怪的色泽，其中一块玻璃破掉了，我想象风往里灌，吹起尘埃，发了疯般狂舞。
那画面，浓墨重彩，确实像油画。
油画案。
我往前开着，后面有辆车追上来，是老懒，先是紧紧尾随，开上大马路以后他加快速度往前追一点，跟我并排，我微微侧脸瞟一眼，他开着刘毅民的车，只有他一个人，嘴里叨着根没点着的烟，过了会不知怎的又退到后面去了，又过了会突然连人带车不见了，再过会又冒出来了，跟玩似的。
我不理他，集中精力想案件里面那个死结，复仇联盟里的人对选择品行不端的人渣作为复仇替代品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接受的。一两个人能接受我信，社会上确实有那么些人看着很正常，骨子里却有杀戮的暴戾，只要有个合适的机会就真的付诸行动。但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这样的人毕竟少数，而在我看来，复仇联盟里面起码有五个人，或者还不止。
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主谋到底是用什么说辞或者办法让他们全部接受用替代品来复仇这么荒唐的事情的。
一定有什么原因能让复仇联盟里的成员都百分之百相信，他们抓来的人，就是曾经杀害他们亲人的凶手。
只有相信了，才能下得去手。
从“相信”这个词，我慢慢联想到“催眠”这个词。
我知道催眠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让一个人百分之百相信一件在未经过催眠时绝对不可能相信的荒唐事情，甚至还会受催眠者的控制干出荒唐的事情。
心理专家庄静跟我说过，催眠是一种逆科学的存在，它让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
她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