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要说明朝末年的政治斗争，莫非是以顾宪成为主的代表和以魏忠贤为主的代表。
前者被称之为东林党，后者被称之为阉党。
对于东林党，词条给出的解释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
说起这东林党不得不提一个人，这个人是顾宪成，顾宪成的官职并不高，只是吏部的一个选司郎，官官职不高，权利却很大，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所以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谁升迁了，谁又被改调了，难免会被人下绊子。
加此人说话不够委婉，又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朝廷有错是皇的错，这不仅仅得罪某些官员了，连皇也看他不爽了。
当明神宗讨厌他以后，顾宪成的仕途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了。于是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我一个大忠臣居然被人给整回了家，这口气自然是难以下咽，虽然我不能在朝堂之议论朝政，但是在自己家总行吧？
到了家乡，顾宪成于是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因为在士大夫声望很高，于是顾宪成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于是修复了这所书院。
于是在东林学院内，大会小会不断，也有从外地赶来旁听的，顾宪成干脆卖起了门票，有时说单口的，有时又说群口的，总之热度越来越热，风头盖过了许多热搜榜的人。
终于在东林学院讲学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宦官专权这个议题，这也是东林党人和阉党正式决裂的开始。东林党人的主张有一条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
而阉党呢？又是另外一回事。
明太祖朱元璋平定江南之后，鉴于之前历代的错误，使用宦官不到百人。
洪武末年颁布《皇明祖训》，才设置内官共十二监和各司局，稍微可以说人员齐备了。但是定制宦官不能兼任外廷大臣的武官衔，也不能穿外廷大臣的冠带朝服，任职的品级不能超过四品，每月俸禄一石大米，衣食都在内庭解决。
太祖曾经派人雕刻铁牌放在宫门，面写明宦官不准干预政事，违犯的人斩首示众。
并且下令各衙门不能与宦官有书方面的交往，这很严厉了，政务方面的问题件问都不能问的，有位年老的宦官服侍太祖很久了，一天不小心提到政务，太祖大怒，当天把他贬斥回原籍。明惠帝朱允炆即位后，更加严酷地管束宦官，下诏宦官如果在外面稍有违法的事，允许有关部门逮捕奏闻。
靖难之变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当军队直逼长江以北时，很多宦官逃到燕王那里，泄露了朝廷的虚实。于是明成祖认为他们忠于自己，而且宦官们又因为有军功而得到宠信，即位之后把很多事情委任给宦官。
此后，明朝宦官的出使、征伐、监军、镇守、刺探臣民**等很多大权都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
王振、汪直、刘瑾先后成为权倾一世的宦官，但是这些人都不他的继任者魏忠贤，特别是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势力达到了最大。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权倾天下，形成了有明以来最大的阉党集团。整个社会处于阉党的黑暗统治之下，风气日益败坏，东林党人为了反对宦官专权，两个集团进行了残酷的党争。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是制度问题决定的，不是杀掉某一人能解决的问题。
崇祯一定不会杀掉任何一个人，因为杀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杀掉一个魏忠贤说不定又会冒出来一个李忠贤，张忠贤，这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而东林党人的主要三个主张其一：开放言路，其二：反对宦官干政，其三：反对矿税，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所提出来的，所以东林党人也并不是什么好鸟。
开放言说起来但也不是很过分，言论自由嘛，没什么说的。反对宦官干政呢？这过分了，这完全要把以魏忠贤为主的人弄死的节奏啊，也难怪阉党会给你下绊子。
另一个矿税？呵呵！
打仗靠的是什么？烧钱。万历其实早深知这一点，但官集团已被商人收买，所以他才派宦官到江南收税，商人的对策是把矛盾转嫁到矿工农民头。
总之一句话，朝廷收不了税，没银子，没银子大不了仗。你东林党人家里有矿，当然不让收税了，你当我崇祯是傻的？
再看看东林党人的丑恶嘴脸，在东林党人的忽悠下，工商税三次被废。后来由于当时辽东战事吃紧，空虚的国库根本无法应对巨大的军费开支，于是魏忠贤出现了，他再次开整工商税，使得国库又开始充足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支持下魏忠贤迅速倒台，东林党再次掌权。
于是工商税再次被废，至于辽东战事吃紧，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搞，再加将领的层层盘剥，导致辽东缺饷愈演愈烈，甚至激起兵变，而东林党人脸不红，心不跳的则将责任全部推到了辽东军官身，指责其贪污军饷、指挥不当，总之什么理由都有。
阉党呢？也不是好鸟，与东林党人起来半斤八两。崇祯并不想知道东林党人和阉党谁好谁坏，只想知道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