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公孙瓒传》中说：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由此可见，公孙瓒之所以能够常年与凶悍的游牧民族进行激战而且能取得胜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拥有一支机动能力较强的骑兵部队。公孙瓒早期在中原地区的迅速崛起，和中原地区士兵不擅长与骑兵作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当公孙瓒把发展的重点转向中原地区时，势力发展极其迅速，靠的也是以骑兵作为军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结构所致。
汉末的幽州，作为帝国东北边陲而长期为本地土族势力所把持。尤其颠覆性在黄巾之乱结束后，失去控制的地方势力开始彼此攻伐与兼并。这片土地也就瞬间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困局。除北方边界的游牧势力骚扰，还有不断从南方涌来的强藩袁绍。但内部社会的割裂，却让他们根本不能形成牢固的阵线。
结束于公元199年的易京之战，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重要节点。虽然作为主角与失败者，公孙瓒本身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他的败亡就是当地政治生态恶劣的写照，更是所有汉末群雄所无法回避的难题。
界桥之战的败局让公孙瓒的实力严重受损在界桥之战溃败后，公孙瓒继续同南方的袁绍打得有来有回。尽管战争是互有胜负，但袁绍势力的地缘和资源优势，足以确保他们稳步向前推进。
在这一过程中，公孙瓒没能将幽州的丰厚军事潜力发挥出来。南下争夺冀州过程中的失败，引来袁绍方面的步步紧逼。后者不仅希望拿下幽州，也准备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燕代两地，完成对游牧经济边区的控制。作为战略辅助，袁绍还不断地蚕食有大量黄巾军残部的青州，进一步封堵公孙瓒向南往齐鲁的通道。结果，幽州空有军事潜力，却无法获得足够多的物产。加上本身经济就不繁荣度，所以在文化层面也没有能进行补足的额外优势。这就更加限制了公孙瓒集团的可持续发展。
汉朝的幽州很容易陷入四方围攻的尴尬状态，其次，公孙瓒本人虽然出身豪族，但母亲却地位较低。所以，他早年一直是靠着军功和行政能力吃饭，并以博得忠勇美名而逐步做大。偏偏对处于社会核心地位的豪族，并不懂得好好笼络，以至于同作为豪族的代表刘虞矛盾不断。最后，在本地颇有人心的刘虞，一举发动10万部众反叛，将公孙瓒围困在的蓟县附近的小城里。
本来已走投无路的公孙瓒，已经准备弃城逃亡。但刘虞却严令部下只能杀伤自己，但不要伤及无辜。公孙瓒就抓住这个喘息之机，组织死士进行斩首行动。他们趁着风向改变而出城袭击，直扑对手大营中心，击溃了没有经历过战争考验的民兵力量。刘虞也因此被公孙瓒所俘获，并遭后者的惨无人道灭口。
公孙瓒的出生和眼界引发了幽州内部混战此后，公孙瓒还大举清算支持刘虞的豪强大族，并以自己扶持的人选加以替代。其中既有社会地位不高的小地主和富商，也有靠占卜算卦为生的职业巫师。这些人虽然不是赤贫白丁，却终究只是当时社会的二三流阶层。以他们为后盾，也就等于是和本土的豪强们彻底撕破脸皮。
但刘虞的儿子刘和，还有父亲的旧部支持，很快就掀起了新的复仇叛乱。大军先在潞县击杀公孙瓒任命的渔阳太守邹丹和数千人马，紧接着又在鲍丘消灭了20000的公孙瓒部队。后者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幽州豪族、边疆外族和临郡势力得罪了一圈，准备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寻觅安全场所。
四面楚歌的公孙瓒将易京视为安居之地，根据当时的舆论鼓噪，公孙瓒看上了幽州南端的易京。他率领嫡系人马抵达那里，并立刻开建坞堡和城池，准备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直到此时，这位本地贵族的叛逆还期待时局变化，方便自己浑水摸鱼。
在当时的汉末动乱中，许多宗族都为聚众自保而建立各色坞堡。既是为积蓄兵力，也能在困顿中保存珍贵的粮食。这些大大小小的坞堡都因地制宜，发展出城堡、楼院、楼橹、山城等不同形制。被公孙瓒寄予厚望的易京，就属于大型楼橹式坞堡。其顶部设有远望楼或高台，四面还有众多瞭望用的角楼连接着城墙。城堡内部又挖掘了多重壕沟，将主公自己的居所同各级官吏、部将的住处分开。各位高权重的将领，也都分得属于自己的高台。一旦有外敌强行破墙而入，也会立刻陷入众塔楼的交叉火力射击。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公孙瓒还给易京城订立了严格规矩。部将和7岁以上男子都不得出入自己的居所，仅靠大嗓门的女官负责传令，并将书信和文件用滑轮吊索进行传递。因此，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用同外部接触，比许多21世纪的废宅过的都要封闭。
为了供养自己的家眷和部署，易京坞堡也迫使附近的农民放弃土地所有权。勒令他们缴纳供赋，以换取堡主军队的武力保护。类似的模式本为汉末的各地常态，本身并不为各阶层人士所抵触。但公孙瓒却要在最短时间内积聚起超额储备，进而对辖区内农民大肆剥削，使自己又以最快速度做到了人心尽失。
更要命的是，长期的封闭安逸，让公孙瓒自己丧失了斗志。他举得此前的此处出击战略太过草率，精彩需要分兵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