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思想，仁和教，中国古代三纲五常的理法概念，要君为臣纲，妻为夫纲，父为子纲，孝也要求绝对服从自己的母亲，就连皇帝也不能超越，因此小皇帝就会听从自己母亲的命令，外戚也得以能够进入权力阶层。
皇帝只有一个，那么皇后的位子也只能有一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更上一位，后宫诸位必然会大吹枕头风，运用各种手段经营，来加强自己的助力，而所有的助力里，只有娘家人是最值得信任，出力最多。
这样一来，后宫帮助外戚掌权，外戚巩固后宫就成为一种必然了。有时连皇帝自己也需要有一份力来帮助自己，有亲戚关系的外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但事实上，宦官，外戚，文臣，争权夺利都是假命题，最主要的就是兵权。皇帝兵权在握，这三股势力是翻不了天的。
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才是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唐朝的宦官就是因为掌握的兵权才能凌驾于皇权。明朝的太监表面上权势熏天，其实皇帝想要杀他们，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兵权，皇帝只要将兵权掌握在手中就相当于掌握的这些人的生杀大权。
所以只要手中没有兵权，外戚专权也只是一时的，并不会成为王朝兴衰的历史推手。
说道这里，秦烈心中的念头渐渐的被陈宫整理出来，自己的思路是有的，可是不知为何总是乱糟糟的，经过陈宫这样一说，倒是格外清明了。
东汉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皇帝本人能够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但进入东汉中期以后，从和帝开始，东汉政权内部，出现了外戚、宦官轮流把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局面。这种情况，贯穿于整个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成为东汉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东汉时期，出现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走向了反面。
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后汉书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东汉王朝仍然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三公虽然享有崇高尊荣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但是，三公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已。刘秀把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
“尚书”原来是少府辖下的机构，西汉中期，武帝刘彻以“尚书”为基础，设置了与外朝相对应的“内朝”。汉武帝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与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的长官尚书令一起，组成宫中决策机构，称为“内朝”或者“中朝”。原来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员称为“外朝”。
外朝无决策权，只是执行内朝命令。朝廷大臣要参与机要，必须要有“领尚书事”或者“平尚书事”的头衔。
东汉建立后，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尚书台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另设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作为尚书令仆的辅佐官。
尚书台下设置“六曹”，各曹的长官为侍郎，六曹分别管理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三公曹”负责监察；“吏部曹”负责任免官吏；“民曹”负责赋役税收；
“客曹”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二千石曹”负责刑罚诉讼；“中都曹”负责首都治安。尚书台官员的品位并不高，尚书令秩仅千石，尚书仆射秩仅六百石；各曹的长官“侍郎”仅四百石；而具体管理事务的长官“令史”，秩仅二百石。
尚书台各级官员的官阶虽低，但是，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掌，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
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第二，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阶级基础。豪强地主的势力到东汉中期更为发展。他们在经济上抢占土地，争夺人口，就必然在政治上争夺权利。
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
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