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着两大袋子旧书，林逸这才发觉，很重，真的很重，只提了一小会儿，手臂就发麻了，然后林逸就开始怀念曾经跟班的老黄，如果有他在，那就省事儿了。
可惜，老黄没在这儿，自己还要提着这些书走老远的路，想到这里，看看里面厚厚的《水浒》，《绿野仙踪》等，不禁苦笑，买这么多，何苦来哉。
距离去地铁站的路还有一段距离，算起来也不算太远，大约一里地路程，来的时候林逸是徒步而行，并且是大步流星，现在不行了，别说大步流星，就算像要稍微快一点都觉得吃力，所以林逸决定去乘坐大巴。
深圳市的大巴都是那种很上档次上下两层绿色公交，无人售票，自动投币。林逸赶过去的时候，公交站牌下已经挤满了人，没等林逸喘口气，那车就来了，然后人群一股脑地往上挤，林逸提着书跟在后面也往前挤，可是由于上车的人太多，汽车的前门上不去了，林逸便只得转个头，从后门上了车。
到了公共汽车上，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司机也顾不上叫从后门上来的乘客交钱。
正当林逸暗自庆幸，可以不必费力气提着手袋去投币的时候，这时就见一个跟他一起从后门上车的女中学生，动作麻利地从上衣兜里掏出公交卡，对着比她靠前一点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说道：“叔叔，麻烦您能帮我传一下公交卡吗？”
那个中年男子也对她还以微笑，很爽快地答道：“可以，可以！”说话间便接过女学生的公交卡，然后又递给比他更靠近车头的乘客，继续往前传递着女学生那代表着最普通，基本道德，公共良心的公交卡。
看到眼前这传递的场面，想想自己刚才的想法，林逸的心便一阵阵的发紧。正在这时，下一站到了，又从下面上来几个中年的男女乘客，和林逸刚上车时一样，都是一脸麻木的侥幸表情。此时的林逸，心里也在做着激烈的斗争，没想到二十来岁的人了，在公共汽车上还得作人生答卷上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题。
当然答案是没得选择的，车一到站，林逸就咬着牙，提着旧书飞一般地跑向前门，快速地上车，好不容易腾出一只手，把那枚攥在手里很久的硬币，迅速地投进了公共汽车上的投币箱里，然后转身下车，如释重负般地迈步走向了地铁站。
……
搭乘地铁，辛苦一路，终于回到了自己下榻的酒店。进了房间，林逸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检查那张意外的收获。
将那套1979年三联港版《李自成》从手提袋里掏出来，如果猜得不错，这套书品相好估计也能值个三四百，只可惜这套品差点，50块倒也不赖，不过林逸关心的可不是这个，他开始拼命翻找那张神秘的信札。
这本没有。
这本也没有。
这本还没有。
林逸火热的心立马就冷却下来，难道丢失了？他开始神经兮兮地紧张起来。之前把那信札重新夹回书本的时候情况太紧急，以至于林逸忘记到底夹在第几册中了。现在找了三本竟然都没找到，心中就觉得有点危险。
不过很快，当林逸拿起第四册的时候，随着手指的翻动，一张薄如蝉翼的信札，飘然露出真容。
原来在这里。
林逸这才松了一口气。
……
此时此刻，整个房间里就他一个人，没有了那个监视着他的书摊摊主，也没有那些淘书看的顾客，他可以把这信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摆在面前，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毫无顾忌。
信札是红格稿纸，质地柔软，应该是那种老棉纸，信札的上头有“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字样，可见这种稿纸应该是作协内部的公用信纸。
在信纸上面，毛笔字楷行结合，龙飞凤舞，写着几段话，具体内容是---
刘以鬯先生：
您好！
今收到《李自成》三联港版样品书，各方面都很好。我和我的夫人对你给予此书出版的帮助，表示感谢。至于我与香港作家徐速的笔墨官司，先生可不必理会。烦事太多，易扰心碎，还是埋头搞创作的好。
如有机会，我会去香港一趟，届时定会与先生你会晤，到时可促见一面，促膝长谈。
在此，愿你身体康健，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一九七九年，12月11日。
……
信札的末尾，除了签名外，还有一枚四四方方的小印章，鲜红如火，印章上四个字：姚雪垠印。
信札上留下印章，这在很多信札中很少见，说明了此信的重要性，以及写信人对收信人的尊重。
回过头来，首先林逸对这个收信人“刘以鬯”充满了好奇。这个名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林逸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却是香港那个歌手兼演员“刘以达”---《食神》中的“梦遗大师”。
“刘以鬯”么？林逸连那个“鬯”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无奈，林逸只好打开酒店客房的电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字念“”，是个通假字，通“畅”。在古汉语中是一种祭祀用的酒。
至于这位“刘以鬯”其人，查了一下，不得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文坛教父”。
刘以鬯，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他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他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著名小说《对倒》，引发香港大导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