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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逸不急着出售自己的民国书，却惹得曹一刀和郭子兴两位老哥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根据行规，如果他们能帮林逸找到买家，就能赚百分之二的介绍费。
可是林逸人家不卖，他们还赚个鸟啊。
郭子兴还好说，曹一刀这个市侩的家伙就缠着林逸跑前跑后，努力用嘴皮子动员林逸把书卖出，并且说自己在上海那边找好了买家，只要过去就能立马交易。
林逸一概置之不理。
曹一刀就继续缠着他，幸亏老曹也懂得一些琴棋书画，拿这些做沟通桥梁，和林逸下五子棋，玩军棋，吹口琴，画乌龟王八往脸上贴，像跟班似得，忙得不亦乐乎。
林逸没想到这货像狗皮膏药一样，踢又踢不走，呵斥他脸皮又够厚，于是就说：“想要我卖也可以，给你那个主顾打电话，让他赶过来，一天的时间，来了就交易！”
“什么，现在？我曰，他可是在上海，离这里十万八千里。”曹一刀苦着脸说。
“那我就没办法了，看起来大家缘分没到。”林逸耸了耸肩。
曹一刀一咬牙，“好，我联系他。”
……
林逸低估了曹一刀的交际能力，更低估了上海那边民国新文学爱好者的疯狂程度。
一个地方文化氛围，可以从旧书市场的火爆情况看出来，南京，京城，以及天津，杭州，西安等地，是最具文化氛围的大城市，不管历史还是文化都首屈一指。而当下民国新文学正式兴起的圣地，则是在上海。
为什么这样？
首先，上海是个近代摩登城市，由于没有过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此特别重视近代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将这些近代文学之类的东西搜集整理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来弘扬。
其次，上海有一股传统的“海派”文人，他们与传统的“京派”文人相对立，而这些人大多数都居住在上海，并且为新文化运动做过贡献，比如说沈从文，巴金，黄裳，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都为上海这个时髦城市书写了很多传说和故事。
可以说，海派的浪漫与小资，成就了文学上的鸳鸯蝴蝶，温情蜜意，不同于京派的刀光剑影，独树一帜，因此在新文学运动中占据重要一席。
如今光阴如梭，到了现在，上海俨然已经成了神州大地的龙头城市之一，为了巩固他的新文化地位，抗击京城，南京，以及杭州等传统城市历史文化的冲击，开始大力推进民国新文学的整理和挖掘，因为这段文化最能体现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文化底蕴，也最能展现上海的文化资本。
说白了，上海凭借对民国新文学的重视，开始和京城和南京等大城市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
与此同时，作为海派的文人们更是大肆追捧民国新文学，以健在的巴金，黄裳等文人大咖为代表，树立了民国新文学的收藏标准和热潮。
就这样，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原本上海旧书店10块，8块的民国书，只要沾上“新文学”字样，就立马身价百倍，变成1000，800，甚至更多。那些旧书摊卖旧书的傻眼了，以前扔大街上也没人要的东西，却变成人人争抢的香饽饽，原先卖5块钱一本的《我在日本狱中》，作者是女革命家谢冰莹，民国时期的初版本可以卖到900；原先卖10块一本的短篇合集《灵海潮汐》，因为作者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卢隐，初版本的价格变成了1500，原先卖30块一套的线装本《遥夜闺思引》和《遥夜闺思引跋语》，两薄薄一小本，却卖到了1.3万元。
疯了，整个旧书市场全都疯了。
那些低价出售过民国新文学的全都哭了，哭得肠子都悔青了，那些偶然捡了漏，买到了具有收藏价值民国书的穷书生们，全都笑了，笑得嘴角直抽抽，买书也能发财，这种生活，硬是要得！
上海文人对“民国新文学”的追捧，那种狂热是你所想象不到的，甚至对于胡兰成，周作人，还有张资平这些本身道德方面有“瑕疵”的文人，也趋之若鹜，甚至有人为他们洗白，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喊冤叫屈抱打不平---
上海文人为了能够得到自己心爱的民国新文学，可以卖车卖房，可以千里邮购，万里追踪，甚至有痴迷者，更是把收藏新文学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可以不娶妻不生子，但不可以不收藏新文学书籍！
够癫，够狂，够痴情！
……
上海到南都差不多1000公里，按照一首歌来说，绝对是“千里之外”。
可让林逸想不到的是，在晚上七点钟左右，他接到电话，曹一刀告诉他，那位上海来的书友已经来了。
……
璀璨的霓虹灯下，照耀着南都的繁华。连续几年两节一会的召开，让这座古城散发出了惊人的魅力。
312国道两旁，悬挂着宽大的条幅，“喜迎两节一会，建设精神文明”。
路旁，身穿黄马甲的清洁工推着三轮车，正满头大汗地把路边西瓜皮之类的垃圾扫进灰斗里，可惜，那西瓜皮似乎太多了，源源不尽，扫了一处还有一处。
在这闷热天气，也许对于他来说，迎不迎两会没关系，那些混蛋王-八-蛋少扔点西瓜皮才是正事。想到这里，这位没啥追求的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