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总是想着利益最大化，总是想着投机，太计较利益得失了，做事缺乏执着，缺乏疯狂，很难走向最后的成功；而傻子，可能不会投机，不会利益最大化，却有着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依旧不回头的疯狂、执着，往往是走到了最后。
想着秦桧，赵朴不由想到了李鸿章。
李鸿章一生的目标就是裱糊匠，追求的是稳定太平，哪怕是纸糊的稳定，虚假的太平。实际上，他也成功了。因为他的存在，清政府的国柞，多延续了二十年；若是没有他的存在，清政府可能提前二三十年垮台。
在对他的评论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为清末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东方的俾斯麦”
可是在中国，尤其是现代人对他的评价极差，说他是汉奸，等同于秦桧。李鸿章一生背了个卖国贼的骂名。生前背黑锅，死后被拖尸，大跃进时期李鸿章的坟被刨，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本是保存完好，结果被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称赞多来于外国，敌国；而骂名则多来自国内。
外国称赞，看到的是他的辛苦、操劳；国人谩骂，看到的是他的罪过。
外国人称赞他，因为他理智、多谋，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国人谩骂他，是因为他缺乏骨气，缺乏血性。
实际上，聪明的人、理智的的人。往往是缺乏血性，缺乏骨气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聪明人，都能做出最正确，最理智的选择。世人总是说他避开战，因为他知道清军腐败，实力不行，打仗必败；而他总是签订屈辱条约，因为他知道签约最有利于大清。不论是开办洋务、筹建海军，还是后来的避战、签订屈辱条约。他都保持着理智，做着最正确的选择。
在赵朴看来，宋之秦桧，清末之李鸿章，本质都是一类人。最大优势在聪明、理智，可这又让他们血性缺乏。骨气缺乏。缺乏拼劲，缺乏狠劲，缺乏疯狂，缺乏执着。这类人若是生在太平盛世，绝对是一代名臣；只是生在乱世，生在国家危难的时代。绝对是奸臣，汉奸一类。
而清末的左宗棠，做事有些疯狂，做事不顾及后果。很多情况下是情感超过理智，很多时刻不懂得利益最大化，为了胜利，能够打一场两败俱伤，甚至是必败的战。在收复新疆时，面对欧洲宪兵时，毅然不惧，慷慨决战，有些拼命三郎的味道；后来的中法战争，更是有种疯狂。
若是活到甲午战争时，他绝对是铁杆的抗战派，不会因为前线失利而议和，也不会因为士兵战斗力不行而议和，更多的能打要打，不能打也得打。
丢了山东、辽东，就迁都再战，从来不会签订耻辱条约。
论起才干、智慧等，李鸿章要远远高于左宗棠，只是而总体评价中，李鸿章毁容参半，毁胜于荣；而左宗棠则是功大于过，甚至是无过。
“身为一国大臣，聪明、智慧、理智极为重要，可是也不能失去了血性，失去了骨气。”赵朴叹息道，“无骨而不立，无血而不活。可惜了。秦桧本是国之大才，只可惜没了血性，没了骨气！”
血性，是勇气的来源；骨气，是正义的来源。
若是身为一州长官，一县长官，即便是没有血性，没有骨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身为皇帝，身为宰相，处于首脑级别的人物，若是连血性与骨气也没有了，那将是国家的祸端。
这是赵朴第一次见秦桧，也算是一场面试。
对于秦桧，赵朴更多的是惋惜。若是在太平盛世，即便是封他为宰相一流的官员，也无不可；这是这是乱世，乱世需要的不是聪明智慧，权术狡诈，而是铁与血。就像俾斯麦说得那样：当今绝大多数问题，需要用铁与血解决。
铁，是强大的军备工业，强大的军队体系；血，是不怕牺牲，英勇卫国的精神。只有二者结合，才是真正的强国之道。
历史上，李鸿章拜访俾斯麦时说，我是东方的俾斯麦；而俾斯麦却笑道，我却不是西方的李鸿章。
总之，李纲不可为相，因为他言过其实，浮夸不顾实际；秦桧也不可为相，因为他缺乏骨气与血性。
总的论调已经决定力量，接下来封官也好办了，最后秦桧得到了礼部尚书的官职。
礼部始于南北朝时北周，隋唐为六部之一，长官为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宋朝时相当于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长。
官职已经不低了，算是朝廷重臣。
若是在太平年间，这个位置极其重要；只是如今在战争时期，最为重要的是兵部、户部、工部，这才是热门的衙门，属于受重视；而吏部，刑部、礼部，只是属于冷衙门。有时事情紧急时，干脆被皇帝架空了。
比如武备学堂，按理说，应该受礼部尚书管辖，只是实际上却是直接受皇帝管辖。
此时秦桧属于被闲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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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简称“宛”，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
南阳又有“南都”、“帝乡”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