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王守义的指责，汪伯彦、张俊等人，只能是耐心的解释。
汪伯彦、范仲尹、张俊等人，都是地道的科举出身，是根正苗红的士大夫，是朝廷的一品大员；而王守义不过是六品武将，过去还是杀猪的出身，典型的下等民，即便是后来攀上了皇上，高升起来，底蕴也不足。
若是在太平年月，一个六品武官，遇到一品文臣，绝对是跪下请安，阿谀巴结，好似孙子一般。
可是此刻，在金军南下，敌情一抹黑，他们不得不重视这位低贱的武将，征求这位武将的意见。并一起协商作战细节。
枪杆子里出政权。先是有枪杆子，然后才有国家政权。当枪杆子失控时，国家就会出现混乱。唐朝之败，就在于枪杆子失控，武人势力过于膨胀，威胁了国家稳定。
而到了宋朝，借于唐朝之弊端，实现以文制武，为的就是压制枪杆子。
在宋朝，一直是文官压着武官，文官一直高高在上，武将一直低低在下。
可若是认为，武将没有一丝反抗之力，那就错了。
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
大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多由科第出身的文官担任，甚至掌握全国军权的枢密院，各地方州县的军队指挥权，都交给了文官，而武将主要是次要的官职，或是受到强制。
这时大宋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文官担任主职，武将担任副职；文官有决定权，武将有执行权；文官负责战略层次，武将负责战术层次。文官控制着军队的名分，靠着官位。靠着分化瓦解，使武将彼此对立，操控军队；而武将则是靠着“非暴力不合作”，抗衡文官。
文官表面上掌控军队大权，可实际权力还是落在武将手中。
若是文官无能些，甚至有可能被武将架空，成了牌位。
此次武备学堂召开开幕仪式，多数武将参加，只留下少数武将呆在城内，皇上又被困在城外。此刻王守业成为了襄阳城内最高级别的武官，除了依靠他，没有武将可以依靠。
一旦王守义不配合，他们空有内阁的权威，空有枢密院的权威。也不一定能调动到一支兵；若是此刻王守义投降金军，襄阳铁定失守。他们这些文臣。铁定沦为金军的俘虏。
当然了，这只是假设。
实际上，王守义对陛下最为忠心耿耿，杀他容易，投降金军难。
可王守义，玩起非“暴力不合作”。他们也没辙。
汪伯彦、张俊等人不可能像后世的袁崇焕那样，不经请示就斩杀毛文龙。不说成功率有多高，即便是成功了，恶劣影响太大了。他们的官也做到了头。
况且，皇上说过，以文制武，不是内行插手外行，内行指挥外行；而是文人负责军队纪律，负责思想工作，负责后勤粮草运输；而武将排兵布阵，调兵遣将，出击敌人。
此时，这些大臣只能“说服教育”为主…………
王守义道：“各位阁老，此次金军南下速度太快了，沿路州县根本来不及点燃烽火，或是快马报信，若是所料不错，此刻金军必然是昼伏夜行，专门行走偏僻的角落，才避开大城池，免去了被发觉。而这股金军人数少而精，若是派兵两万出击，必然重创，甚至是全歼！”
“此话有理！”张俊点头道，“只是二万似乎有些多了吧！”
这两万，不是指两万民夫，或是杂兵，而是指两万精兵，
“襄阳城内，兵马至少有二十万。这二十万军队中，一半是民夫，搬运攻城器械还可以，对战金军，绝对是一溃千里；还有五万是预备军，顶多是做到队形齐整，一旦遇到血战，也会崩溃。”汪伯彦道，“唯一善战的只有陛下亲卫近五万之众，若是抽调两万大军与金军一战。襄阳城必然空虚，一旦金军奇袭，襄阳恐不保！其实兵力空虚是小，一旦战败两万兵马覆没，那时襄阳可能就不保了。襄阳不保，全军士气必然溃散，士气一散，那时大军溃败，皇上就危险了。“
襄阳城，就是一个大龟壳。
只要是保住了襄阳，靠着襄阳巩固的城防，强兵在手，储备充足，足以抗住二十万金军进攻；可若是大龟壳丢了，即便是城外取得大捷，也是大败。
谨慎为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金军发起进攻，到渡过黄河，到兵临襄阳，都需要筹备粮饷、鼓励全军士气、任命元帅等，需要经过一系列过程，涉及极广，不可能一点风声也没有。可是金军就这样来了，好似天兵天将降临，一点征兆没有。”
张俊道，“金军，千里奇袭襄阳，我们竟然一点消息也没有得知，这不可能。我怀疑这是假的，是有人造谣，刻意蛊惑人心！”
张俊有些怀疑这是假消息，只是事关皇上安危，哪怕是假的，也要重视。
一旁的范仲尹沉思道：“只是万一是真的…………不能不防！”
接着，吕颐浩、朱胜非、沈该、陈康伯、权邦彦也是纷纷说出了意见，说一千，到一万，根本在于慎战。
因为此刻，对金军的一切虚实，都是不知晓，他们不得不采取最为保守，最为谨慎的战略，这固然会失去战机，但是也避免了犯下大错误。
而此时，仅仅是靠着猜测，就盲目大军出动，太冒失了。
“最多只能是一万！”最后，文臣们集体拍板。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一味的防御，处处防御等于处处不防御。而最好的防御，就是积极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