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登州府境已不足三千户，大勇在返回登州后对原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徵、登州知府吴维城、同知贾名杰、蓬莱知县宋诚等人下了自己的命令。
此道命令要这些原大明的官吏在一个月时间内将散于各处的灾民集中搬迁到登州府周围，以便锦州军能够就近安置救济他们。
让老百姓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换在以前是很难的，所谓故土难离，但凡是人，对生养的土地总有一种莫名的感情在。甚至很多到外地打拼的人在临死之前也都会让子孙将他的骸骨迁回原籍埋葬，这就是叶落归根。
若换作以前，大勇这等将百姓从他们生养所在的土地迁走，肯定要引来喧然大波的，甚至弄得不好还会引起民变，现在，却不必担心这些。当那些曾经投降叛军的原登州府县官吏告诉灾民们登州有粮食可以接济他们时，那些侥幸在叛军屠刀下不死的百姓们便携老带幼的向登州迁移了。积极主动的让那些名义上的大明官员们都有些惊讶。
也应该感激孔有德和李九成，正是他们为了抢掠财货将那些地方的豪强士绅一股脑铲除，才使得尔今剩下的百姓没了主心骨，也使他们缺少代言人，在还有两月就入冬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顺从的跟着官府派来的人往登州迁移，否则，一旦天气转冷，他们根本不能在废墟之中存活下来。对这些百姓而言，官吏们承诺的登州粮食才是他们主动迁移的最大因素，除此之外，再无诱因。
有了从莱州获得的粮食，大勇也不怕来登州的百姓多，他现在只怕百姓不肯来，或是来得少，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了充实登州人口，一方面，大勇竭力将存活下来的百姓迁到登州府城；另一方面又不断派人邻近地区张榜安民，劝说那些藏在山中乡间的百姓到登州来。
如何安置这些灾民，大勇的想法很简单，也确实有效，粮食加土地。
登州府，以丘陵地为多，良田不多，基本上良田都被地主士绅所占，平常百姓除了充当地主的佃农，便只能耕种收成不好的薄田，因此收入微薄，生活十分的困难。大多数时候，平民百姓多以出海打渔来贴补家中生计。
出海打渔固然风险很大，民间有十出七归的说法，意思是十个青壮出海，回来的恐怕只有七个，其余的三人肯定要死在大海上。但相比土地的微弱收获，出海打渔对贫民们的诱惑力还是十足。那些青壮们宁可死在茫茫大海中，也不愿自己的妻儿不得裹腹。
叛军对登州的大屠杀某种程度上帮了大勇的忙，在这十室九空的登州，大勇想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无条件的得到执行，根本不怕有什么反对势力的存在。将原属那些大户的良田拿出来分给那些迁移来的百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即便这些大户还有一二子孙侥幸存活，他们对这些土地也丧失了归属权，大勇一句登莱士绅尽数遇难便可将他们的嘴巴堵得严严实实，倘若不识相的话，大勇也不介意将他们再次人道毁灭。
说到底，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勇对这个时代的土地兼并本能的就感到抵触，对那些靠剥削贫民过着丰衣足食生活的地主大户们，骨子里就是敌视的。
这种抵触和敌视换在其他地方肯定会让锦州军处处被动，在登州，大勇却可以肆意而为。
屯田，是大勇从一开始就想到的办法。他无意将那些无主田地分给灾民，也无意宣布什么免税患民的政策，这固然是他没有这个权力，也是因为他根本不想这么做。
屯田这个政策，大明两百多年来做了无数次，那卫所的军户其实就是屯田的百姓，到如今，这屯田制已经败坏得一塌糊涂，其中的弊端明白人都看得出。但大勇却执意在这登州屯田，长远的坏处他不是不知道，但眼下，屯田却是势在必行，因为他必须让登州尽快成为锦州军一处粮食后勤重镇。这如同计划经济一样，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下，计划经济显然不适合国情，但起码在一开始，计划经济却足以让一个国家快速发展起来。
以后是不是分田到户，那是以后的事，眼前难关重重，锦州军能走到哪一步都是未知数，大勇自然也无意为将来的事情操心。
操他娘，干他娘，走到哪算到哪。
当宣布在登州进行屯田后，锦州上下自然是没有意见的，关外很多地方都在屯田，这也是自力更生的一种手段。那些有名节之辱的降官们更是没有半点异议，反正这登州府近的土地都已经变成无主田，锦州军屯田也好，分发也好，和他们又有多大关系呢？他们现在担心的是施大勇会不会如进城时所说为他们的反正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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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百姓集中居住的任务，大勇交给了原登州道宋光兰，此人是万历四十二年的进士，天启二年出任济南府同知，登莱设巡抚后，他又出任登州知府，继而改登州道。叛军攻占登州后，宋光兰万念俱灰，本想自杀殉国，却被小妾所救没死成，其后也不知是鬼迷心窍了还是幡然悔悟，竟然再无寻死之心了，一心只想求活了。
在登州一干投降叛军的官员中，宋光兰是品级最高，名望也是最重的。
孔有德和李九成攻占登州后，本想将登莱巡抚孙元化推到前台，借重他的名望招降纳叛，结果孙元化宁死不从，他们便改从原登州府县官员下手。经威逼利诱，宋光兰这个登莱二号人物便成了孔有德的合作伙伴，接受了李九成任命的登莱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