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光正微微一愣。严格算起来，他和潘柳江相处时间比较长，关系比较亲近，林菲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林菲知他所想，正色说：“老钱，你应该很清楚，x——3项目一直是我在跟进，也是我和大家一块努力，才能拿下标的。潘系长从一开始就认定，我们不可能与华建这样
的大型国企建立合作关系，多次试图阻止项目推进。事到如今，x——3项目开工在即，于情于理我都不可能让他中途插手。”钱光正最不耐烦办公室斗争，可他曾经联手潘柳江，试图逼走林菲，是他有错在先。更何况他欣赏林菲的坦诚，事实也正如林菲所言，在x——3项目招投标期间，潘柳江不只没有出过力，反而几次三番暗中拖后腿，如今没道理由他撷取劳动果实。想到这，他拍着胸脯保证：“课长，你出差了，工地上有什么事，我当然得找潘系长，我这就
给他打电话。”电话另一头，林菲匆忙放下手机，拿起皮包赶往高铁站。她敢于对钱光正直言不讳，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至于今晚，她不确定自己能否赶回上海，但是他们做现场管理
的，都知道便利店可以购买一次性内衣。有的时候，他们为了赶工期，别说洗澡换衣服，能在办公室眯上一小会儿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从陆家嘴赶往虹桥高铁站不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林菲一路刷身份证进站，很顺利地登上高铁。几分钟后，巨龙一般的列车悄无声息地驶出站台。林菲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拿出记事本翻看。包括她的师姐在内，昨天她厚着脸皮找了不少人打听吴宝国的事，基本已经捋清楚了他的工作经历。吴宝国得知此事一定十
分生气，甚至一改温和慈祥的面貌，对着她破口大骂，但是当她看着吴宝国的履历，心中却是一片温柔。她生于1990年，对九十年代的失业潮并没有深刻的印象，但她记得自己读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天没亮就出门了，天黑了也不会回家，总是不见人影，家里还有很多死螃蟹
。她对着妈妈说，宝宝想吃“毛蛤年糕”（螃蟹炒年糕），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告诉她，毛蛤死了就不能吃了，有毒的。1996年，她读小学一年级，每个人都在议论“刨锛党”。据说，那些人专门趁路人不注意，从后面敲别人的脑袋；还有一个“摩托党”，为了抢别人的包，抢别人的手链、金
戒指，他们会骑着摩托车从路人身后抄过去，光天化日在街上明抢。这些凶徒会为了一只手镯，把路人的手砍掉；为了一根项链，把路人的脖子勒断。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一刻都不敢让她离开视线。可是有一天，爸爸把她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让她一个人坐着吃糖。爸爸对她说，他一定会找到工作，给她买很多的糖
果，但是他们不能让妈妈担心，所以今天的事是他们之间的秘密。那天之后，爸爸果然有了新工作，再也没有不见人影，更没有让她一个人坐在走廊上。到了1998年，她开始上奥数班。每天晚上，爸爸跟着她一块读书，一遍一遍对她说，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找到好工作。他们一起努力。几个月后，他们家第一次买了红房
子的奶油蛋糕，妈妈告诉她，因为爸爸工作做得好，所以她也可以回去工厂上班了。等她再大一些，她才明白，爸爸妈妈都因为国企改革下岗了。为了生活，爸爸开始做小商贩，每天凌晨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吴淞码头收购崇明蟹，再坐公交车去水产市场贩卖。那时候根本没有快艇，崇明到上海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轮渡，再加上挤公交车的时间，全程四五个小时。因为螃蟹没有可靠的保鲜技术，很多蟹都死了。爸
爸妈妈不愿意把死蟹卖给路边的小餐馆，哪怕早出晚归都赚不到钱，他们全家只能靠失业补偿过日子。大概因为经历过失业的恐慌，她的父母格外珍惜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她的父亲是机修工，他害怕失业，总是在看机械类的书，考各种证书，第一时间报名自学本科的课程。那个时候，国家经常从俄罗斯、德国等地购买旧机器，爸爸就一个一个字地查字典，只为看懂他们的说明书。她的母亲做了一辈子纺纱工人，除了父亲生病住院那段
日子，她几乎没有一天缺勤。哪怕家里经历了老区拆迁，拿到不少拆迁补偿款，她也从来不会迟到早退。从吴宝国的履历上看，他和她的父母是同一类人，经历了同样的时代变迁。他中专毕业之后，顶替他的父亲进入华建集团，却在第一轮国企改革中下岗了。三年后，他回到华建，成为第一批“合同工”。从此以后，他几乎扎根在工地，跑遍了整个中国，最终成为北京分中心的编制内员工。和她的父亲一样，吴宝国在工作之余读完了自学本
科，考取了建造师资质，也评上了职称。林菲毕业于全日制大学工民建专业，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建造师资质考试也是颇具难度的考验。对吴宝国这种没有接受过科班教育的人来说，那张证书简直就是勒住他们脖颈的索命绳。林菲看过太多前辈，因为无法通过资质考核，只能黯然地离开工作岗位。吴宝国是极少数中专毕业，在国家没有强制普及资质考核的时候，就顺利拿到证
书的人。可想而知，他必须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半工半读”，那必定是一段非常艰辛的日子。很多人刻板地认为上海男人“娘”，没有担当，喜欢在家里“买汰烧”，是婆婆妈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