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中央领导认为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应该将西方作为假想敌，应该与苏联搞好关系。
与弱的交往就能掌握外交主动权，就能联合弱的一起对付强的。
有人会说，我们何必管这么多？谁对我们益处大我们就和谁好，等益处不大了，我们就马上抛弃他，与另外的人好。
即使无关节操，这种事说起来也是容易而做起来却很难。中国是大国，国策的调整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内不好向国民交待，随意的变化让国民无所适从，对外不好跟友邦解释，人家跟着你混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很多时候他们不但跟着你还跟着另一个国家，让你抛弃他也跟着的国家时，他们就难办了，或许一怒之下成为你的敌国。
况且，跟一个国家友好的时候，顺带着会有很多经贸方面的往来，会有很多双方建立的企业、工程，会签订很多对双方有利的协议、合同，如果就此调转头，这些损失就是巨大的，自己手下小弟的损失也同样巨大。在自己承受损失的同时，还要赔偿或者好好安抚自己的小弟。
这些损失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损失是诚信问题，是世人看待这个国家的问题，看法不好，名声太臭的话，新的团体会不会接纳都是问题，即使接纳你这个墙头草进来，也不可能真心待你。
郭拙诚目前是无权也无资格参与国家大政的制订，但他因为最高首长、虞罡秋副总理等人的器重。由于他在中央主要领导人心目中的精明、远见卓识。他则有机会向他们提供相关建议。同时他们也希望借用郭拙诚对未来发展的思维、他对世界各国的看法。
当郭拙诚赶到京城的时候，中央领导没有立即接见他，而是安排他与他提前进京参加国庆团拜会的父亲见面。
在一家宾馆里，郭拙诚与他父亲郭知言谈了很久，还将他在东北三省调研来的情况写成了一份单独的资料交给了郭知言。
郭拙诚详细地将前世的一些改革国有企业的举措告诉了父亲，不过他不是直接说已经有人实践过这些举措，里面有很多益处，同样也有很多弊端。而是用分析、推理的方法将这些举措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请父亲注意哪些方面很可能带来害处，哪些方面很可能被下面的领导干部乱用，哪些方面有可能引起民愤又该如何避免，哪些步骤很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他还将他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国有企业的办法、事例作为例子告诉父亲，请他从这些办法和事例中吸收有益处的东西。
深入浅出的说明，细致详尽的数据，具有高执行度的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在上任伊始就可以着手进行，这让父亲郭知言很是感动。就算郭拙诚是他的儿子。他还是忍不住对郭拙诚说了几声感谢。
郭知言也是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官员，在行政上的经验。特别是与普通人的交流方面，并郭拙诚并不差多少，很多细微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听了郭拙诚的话后，很快就对里面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很快发现了其中一些事情在执行方面很可能有出入，仅仅靠郭拙诚提醒的办法还不足以杜绝，他就这些和郭拙诚进行了讨论。
讨论所涉及的不但有微观方面的，也有宏观方面的。前世的时候，郭拙诚接触的国企改革主要在县市一级，进行改革的国有企业也基本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因为当时郭拙诚当县长、市长的时候，国企改革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可以说国企的改革进入尾声，留下的都是一些小型的企业。
再说，当时郭拙诚的最高级别只是市长，不是很全面地了解省级方面的改革形势，更不清楚全国国企改革的情况，特别是负面情况了解不多，只能从几份内参中得到一些。
现在郭知言是省部级领导，站的位置、看的角度都远远大于郭拙诚前世站的位置、看的角度。而且前世的郭拙诚属于基层干部的范畴，即使他当了市长，也刚刚进入高官行列，但在政策上依然没有多少决策权力，很多政策都是从上面下达，他去执行或者要求下面更低级干部去执行，可以上前世的他是被动的、只求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就行，用不着过多地思考这些政策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布置。
可是，现在他和他父亲却是政策的制订者，他们首先必须明确这些政策为什么这样，这样做的好有什么好处和坏处，所以，郭拙诚现在说出来的方式、方法虽然经过了他的深思熟虑，但依然有不全面的地方，郭知言很快就进行了纠正，或者与郭拙诚进行讨论。
在郭知言心里，一点都没有认为郭拙诚的方式、方法有错误，他对郭拙诚能够想出这么多的举措已经很佩服了，他甚至怀疑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他的思维竟然这么开阔，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东西，他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就是那些从政一辈子的老干部也未必有他这么丰富的经验，更别说想出这么多办法了。可小时候的他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啊？
和父亲呆在房间里整整讨论了两天，父子俩几乎都没有出门，上级领导也没有来打扰他们，只有一些不知情的好友前来拜访，如冯家的冯安田、冯振豪父子。
冯安田因为年纪大已经从领导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在全国-政协那边担任了一定的职位，但这个职位是象征性的，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