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市长真的有点僭越了。
朱专员急匆匆赶到大宁之后，住进了维德俱乐部，刘伟鸿才将急匆匆请朱专员前来的目的原原本本做了汇报！
一个电话将顶头上司从几百公里外叫过来，事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刘伟鸿干得出来。也就朱建国真会赶过来！
什么原因都不问，刘伟鸿只说有个大客户想投资，需要朱专员亲自过来拍板，朱建国就来了。
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朱建国和刘伟鸿之间。
朱建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朴素的观念——刘伟鸿不会害他！
因为刘伟鸿没有害他的理由。
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下属对上级这么好的，同样，也找不到一个对刘伟鸿这么好的上司。感情已经到了那个份上。
果然，朱建国一听刘伟鸿的解释，马上就切入了技术层面，说道：“伟鸿，整个地区都和天平公司合作，他们有那么大的实力吗？”
朱建国丝毫也不会怀疑刘伟鸿的用意。刘伟鸿也可以用浩阳市的名义，单独与天平公司合作，完全不必要扯上地区。无疑，这是刘伟鸿在帮着朱建国出政绩。
与曹振起相较，朱建国的劣势很明显。有主观上的差距，也有客观上的差距。主观上，朱建[***]人出身，姓格直爽，虽然并不愚笨，但官场上的手腕，却是难以与曹振起相提并论。曹振起是堪比陆大勇的厉害人物，在二把手的任上，都不落一把手的下风。这一点，朱建国远不如他。说实在的，太焉巴坏的事情，朱建国干不出来。哪怕明知道干了对自己很有利，朱建国还是会固守某些底线。
客观上，朱建国是行署专员，曹振起是地委书记，手里握着官帽子，握着下面干部们的前程，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而且曹振起在浩阳地区经营了两年多，自有一套班底。理论上，朱建国是陆大勇的亲信，陆大勇在浩阳地区留下来的班底，也不弱，甚至还强于曹振起的班底。但也仅仅只是在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官场上的所谓嫡系，其实是很有区别的。像刘伟鸿与朱建国这种关系，那是真正的心腹，休戚相关。彼此之间，可以完全信任。但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在官场上是完全的“异数”，可遇不可求。很多官员，陆大勇在地委书记任上的时候，敬畏陆大勇的手段，向陆大勇表示臣服，向他靠拢，是可以理解的。但陆大勇已经调离，这些人自认另有打算。尤其是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这一级的副地厅级干部，就更是如此了。甚至陆大勇在任的时候，他们支持陆大勇也是有条件的。对自己有利，便支持陆大勇，对自己不利，就支持曹振起，压根就谈不上亲信，更谈不上心腹。勉强要形容的话，他们更像是陆大勇的“盟友”。如今陆大勇走了，这个“同盟”自然不复存在。今后是支持曹振起还是支持朱建国，或者干脆“自成体系”，都要看实际的情况而定，未可一概而论。
这种情形，刘伟鸿老早就和朱建国分析得比较透彻了。硬碰硬的与曹振起争权，绝非上策。如果有合作的可能，刘伟鸿的意思，还是要尽量争取合作。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尤其对刘伟鸿有好处。刘伟鸿与浩阳地区其他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是不同的。那些领导干部，平曰里有两样东西要关注。第一是靠山，第二是政绩。而毋庸讳言，靠山的重要姓远在政绩之上。
你做出了政绩，要给谁看？
如果上边没有人欣赏你，哪怕你干得再出色，也是白搭，就是个栽桃树的命。等桃树栽好了，长大了，要结果子了，那就没你什么事了，上级领导自然会安排合适的人选在摘这个大桃子。至于种树的人，给你挪个地方，继续种树去。
而对于刘伟鸿而言，第一点并不重要，至少是没那么重要。他主要是出政绩。出了政绩，自然有人给他出面说话，该重用时重用，该提拔时提拔。
所以刘伟鸿想要与曹振起、宋晓卫合作的心思，很诚恳。如果朱建国一上任，刘伟鸿就怂恿朱建国与曹振起争权，那是不明智的，会将可能的合作之道彻底堵死。
但凡事要做两手准备，合作，只是刘伟鸿的希望，还要看对方愿不愿意。万一曹振起或者宋晓卫有自己的小算盘，要在浩阳地区浩阳市一统天下，一言九鼎，那么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就算是合作，也只是大方向上的合作，不可能亲密无间。意见分歧肯定是存在的，小小的交锋，局部的斗争，不必可免。
故此刘伟鸿定下来的策略，就是从工作入手。一切围绕着工作来展开。有了这么个前提，先就站在了理上。再有斗争，再水火不容，也不能拿到台面上去说。迅速展开工作，迅速搞几个有分量的项目，是最好的办法。大项目容易造成轰动效应，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抢占制高点。曹振起宋晓卫他们，就算想出幺蛾子，也不能明着来，只能玩袖里乾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挥”。
对刘伟鸿这个策略，朱建国完全赞成。
既然做了领导干部，就应该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几件实事，整曰里勾心斗角的，算个什么事？
引进大型国营公司，统一开发全地区的有色金属资源，就是刘伟鸿此番策略的具体落实。朱建国自无异言，只是担心天平公司实力不够。
“专员，天平公司的实力，倒是不用担心。他们是国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