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人际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小说家与他所描绘的人物。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非物质的。他们处在同一个时空里，他们又没有处在同一个时空里。这是一种非常独特、非常微妙、近乎诡异的人际。这种复杂性和诡异性依然和人的情感有关。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爱，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恨。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人类的爱和恨还有那么一些“现实依据”的话，我要说，虚拟世界里的爱恨情仇要复杂得多、鬼魅得多。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写着写着，你爱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写着写着，你不爱了。这有什么道理可讲么？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几乎从来没把林黛玉“往好处写”，从头到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个标准的、有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写越爱她；读者越读越爱她，一边爱一边数落她的不是，——你就不能改改么？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于这样呢？我敢打赌，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林黛玉。黛玉太叫人伤心了。
在如此复杂、如此鬼魅的爱恨情仇里头，小说家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太像爱情了。——你深爱并沉醉的，往往是恋人的毛病，那些哑喑的、古怪的毛病。当然，是毛病，远远不是邪恶。塞万提斯所爱的，是堂吉诃德的一根筋和莽撞；莎士比亚所爱的，是哈姆雷特的优柔和犹豫；哈代所爱的，则是苔丝的单纯，骨子里其实是愚蠢。苔丝与德伯维尔，王熙凤与贾瑞，同样是面对男人的勾引，苔丝如果有王熙凤千分之一的世故、千分之一的自我保护能力，苔丝又何至于杀人？同样是把男人杀了，凤姐所用的是“追风无影刀”，保全的是她的名节；苔丝却选择了愚蠢，直接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我的问题是，小说家如此偏爱虚构人物身上的毛病，是不是小说家阴暗、变态？不是。相反，是小说家热爱生活、渴望光明。在我看来，这里头牵扯到一个比文学还要重要的大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巨大的命题面前，文学显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宽容，它“包容”了“我们的原罪”，而不是强迫我们“清洗”“我们的原罪”。是的，文学更“懂”人，更“怜惜”人，文学还知道“尊重”人。文学有它的信条，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说到底，宗教只是一把斧头，它所做的事情格外地简单，把生命之树上的枝枝叶叶都砍了，只留下一根通天的、笔直的、光秃秃的树干。如斯，宗教的要义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字：“戒。”三戒、五戒，七戒，十戒。中世纪没有文学，严格地说，中世纪的文学之树不再摇曳、不再荡漾、不再呼风唤雨、不再涛声依旧、不再啾啾鸣唱，原因就在这里。宗教是虚拟，文学也是虚拟，但人类在文学的面前要比在宗教的面前宽松得多、自在得多、放肆得多、幸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上帝诞生之前文学就诞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学依然活着。这是一个足以感动中国、感动世界、感动人类、感动历史并感动未来的基本事实。
当今的中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文学之所以不如人意，中国的社会现状之所以不如人意，是因为中国缺少宗教。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近几年更是得到了广泛的点赞。这个说法愚昧至极。它有害。有“毛病”的人如何才能规避邪恶？靠宗教、靠“疑似宗教”所带来的“理性崇拜”是极其危险的。常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精神，是法的精神。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法的尊重与敬畏”，而不是“对神的盲信与恐惧”。是宗教就必然伴随盲信，是盲信就必然带来崇拜，是崇拜就必然带来恐惧。但我们永远也不该忘记，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法的尊重与敬畏”可以强化我们的人性，“对神的盲目与恐惧”只能为我们提供无法无天和深不可测的奴性，最终，我们失去的必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想说，在我并不开阔的人生里，如何与我的小说人物相处，耗费了我太多的心思。有些人我很爱，有些人我不那么爱。我不止一次在公开的场合承认，在我所有的小说人物当中，最爱的那个人是玉秀。玉秀当然是不完美的，她的身上有致命的缺陷，轻浮，虚荣。但是，请允许我为她辩护，她是无害的。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只是不想让别人去伤害她。我更想说，一个人仅仅因为她轻浮、虚荣她就铁定了不能幸福，那么，当事人是无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是明媚的阳光造就了我们地上的阴影，而不是月黑风高与大雪连天。
在我的小说里，死亡还少吗？死去的人还少吗？可是，玉秀死了，我怎么就那么不能释怀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从小说内部的逻辑上说，我敢说，没有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硬伤”。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